第18届ILTS年会于2012年5月16-19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世界各国的肝移植专家就全球肝移植的临床和免疫抑制进展、移植风险、丙肝肝移植、移植后并发症、开拓供肝来源、活体肝移植及器官捐献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

　　自2011年11月起，ILTS向全球肝移植中心征求各类前沿学术成果，获得稿件693份。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与美、法、德等其他5家中心的6项成果获得ILTS最高评价——“学术新星”称号。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树森院士应邀共同主持5月16日的大会主会场报告，并且作为指导老师和学生余晓波博士共同获得本届大会“学术新星”称号并作了报告。5月17日，郑院士在专题报告中介绍了中国活体肝移植经验，此次郑院士团队还有3篇口头报告以及9篇学术壁报。

　　此外，前ILTS主席、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卢宠茂教授介绍了活体肝移植进展，中国台湾长庚医院陈肇隆院士介绍了活体肝移植的胆道显微外科重建技术，香港大学万钧副教授介绍了肝脏损伤标志物的进展等。

　　“学术新星”专场报道

　　5月17日上午的“学术新星”专场会议，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麦克迪尔米德教授，以及新当选的ILTS会议主席、美国达特茅斯医学院弗里曼教授主持。麦克迪尔米德教授分别向与会的600多位听众介绍了 6对“学术新星”奖获得者的学术成果，并指出，“学术新星”颁奖是ILTS年会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代表国际肝移植学术委员会对肝移植学界青年学者及其学术指导教师工作的最高评价。所有参与竞争的成果均要接受国际肝移植学术委员会专家的评审，唯有科学创新、学术贡献和专家评分最高的成果才能获奖。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研究成果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团队带头人郑树森院士对研究背景进行了4分钟的介绍，阐述了肝脏移植物急性排斥的免疫学机制及临床治疗问题，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能否通过比较肝移植术后、发生移植物急性排斥患者之间的免疫调控基因遗传差异，发现可供临床医疗工作者鉴别急性排斥反应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并结合各种肝移植受者的临床指导意见，推导建立可准确鉴别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高危个体的预测模型。

　　随后，余晓波博士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设计、科学发现及学术价值。

　　该研究延续了“肝移植中心科研工作服务于临床应用”的理念，以移植受者遗传多态性为切入点，结合对移植受者术前原发病的分析。在入组的159例中国汉族肝移植受者中，抗原递呈细胞表面共刺激分子B7-H3的遗传多态性和移植受者的主要原发病——乙型肝炎及重型肝炎，均是肝移植术后6个月内受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主要危险因素。

　　肝移植中心研究团队最终得出了适合中国汉族肝移植受者急性排斥反应的个体化诊治方案：将以上3个重要危险因素作为变量，根据受者的自身遗传特性及临床指征对急性排斥反应发生风险进行评分，并据此将移植受者分为≥5分和＜5分两组，前者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显著高于后者。该评分模型的敏感性和灵敏度分别为67.2%和77.3%。

　　弗里曼教授对上述研究成果予以了如下评价：该模型提供了一个简便、有效的移植受者急性排斥反应危险度评分体系，有助于临床医生对移植物急性排斥发生高危患者提早筛查，并通过优化免疫治疗方案对高危患者进行早期干预。

　　中国大陆活体肝移植经验

　　5月17日下午，郑院士应邀作了中国大陆活体肝移植经验的专场报告。

　　自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杭州、成都、北京、天津、上海等器官移植中心的活体肝移植（LDLT）数量迅速增加。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中心自2001年以来已，实施了170例活体肝移植，效果良好。在中国大陆，多数LDLT为不含肝中静脉的右半肝供肝LDLT。为取得满意移植疗效，重建流出道以保证右肝前叶静脉回流通畅已得到公认。

　　供肝重量和受者体重比例大于0.8%、术中和术后降低门脉高压、肝静脉流出道重建和门静脉流入道血流的调节、控制输液等，可有效减少小肝综合征的发生。

　　2006年郑院士提出了肝癌肝移植杭州标准。回顾性研究显示，符合杭州标准LDLT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良好，而超越杭州标准的LDLT患者预后较差。因此，郑院士建议只应为符合杭州标准的患者进行活体肝移植，其团队研究发现，多药耐药基因1 2677A、基质金属蛋白酶1306CC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分子标志物与肝癌高复发率相关，可作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预测肝癌肝移植患者的预后。

　　探索肝移植免疫耐受：“蒙上免疫系统的眼睛”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著名免疫学家杰弗里·布鲁斯通阐述了自己对肝移植免疫耐受的探索情况。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撤出免疫抑制剂，“蒙上免疫系统的眼睛，以防它识别抗原，希望免疫系统能优先调节自身的抗原反应”。相关免疫耐受的研究将有效减少肝移植排斥反应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具有美好的前景。

　　器官捐献的西班牙模式

　　本届大会主席西班牙巴塞罗那医院卡洛斯教授介绍了器官捐献的西班牙模式。西班牙是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截至2011年，器官捐献者达1667名。

　　西班牙国家移植学会（ONT）数据显示，目前在全球每100名器官捐献者中，至少有7名是西班牙人；器官移植量也随之增长迅速。西班牙于1979年通过了器官捐献法，对器官捐献进行了全面规范，是器官捐献的根本保证。其中，西班牙的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本人“生前表达过反对意见”。

　　卡洛斯教授认为，西班牙器官捐献模式的成功，在于ONT建立了以医院为基础的器官捐献系统。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心脏死亡后的器官捐献试点，器官捐献的西班牙模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

　　肝癌肝移植的扩大标准和生物标志物

　　来自美国UCSF的姚（Yao）介绍了肝癌肝移植的扩大标准和生物标志物的进展，肝癌肝移植的受体选择标准仍是本次会议的热议话题。

　　米兰标准过于严格已成共识。姚认为，仅依靠肿瘤的大小和数目不能准确反映肿瘤生物学特性，应重视肝癌的恶性生物学行为，在此基础上拓展肝癌肝移植受体的选择标准。

　　2001年，姚提出以下UCSF标准：单发肿瘤直径≤6.5 cm；多发肿瘤数目≤3个，每个肿瘤直径≤4.5 cm且总直径≤8 cm，无大血管、淋巴结侵犯及肝外转移。该标准扩大了米兰标准适应范围，不影响移植后受者总体存活率，逐渐被世界各大移植中心认可和采用。

　　姚同时介绍了郑树森院士于2006年提出的杭州标准：无门静脉癌栓；总计肿瘤直径≤8 cm或肿瘤直径＞8 cm，但甲胎蛋白水平（AFP）≤400 ng/ml且肝癌组织病理学分级为中分化或高分化。

　　虽然UCSF标准和杭州标准在肿瘤大小限制上均超越了米兰标准，但却取得了和米兰标准相仿的效果。

　　肝癌的分子分型和分子标志物已成为国际研究热点。血清标志物如AFP、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以及AFP mRNA、人类端粒酶逆转录mRNA表达水平，均对进展期肝癌预后有独立预测价值，将有效推动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监测，是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