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们永别了，请别哀恸。‘人’就像一支蜡烛，当它燃烧到芯灰脂竭的时候，自然就熄灭了。怀志未申，已逾古稀之年。回顾年华，肝胆憔悴。为舒平内疚计，以死后献尸，以利科研之用，略畅失志之情。——一位知识分子的遗嘱

　　本人四十多岁就有贡献遗体的愿望，现年已经七十五，总的志愿是：‘生前助人为乐，死后仍要助人为乐’，……我愿将自己能用的脏腑挽救患者（不论男女老幼），来个生死之交，觉得也颇有诗意。本人一生不吸烟、不饮烈性酒、不赌博、不熬夜，所以观察一下我的脏腑，可借以教育狂吸烟和酗酒的同志们和青年们。……——一位书法家的遗嘱

　　……我志愿将自己遗体全部器官捐献给天津医学院供医学研究使用；我死后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要花圈，不要骨灰盒，不接受礼物，不穿寿衣。……——一位建筑工人的遗嘱

　　天津医科大学校园里有个特殊的展室——生命意义展室。它是全国首创，也是不平凡的展室。这个展室大约不足20平方米，肃穆整洁，陈设简单，却向人们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参观伊始，天津医科大学人文学院的陆于宏副教授先带领我们静默30秒钟，向大体老师们表达敬意，然后，开始为我们讲述展室中珍藏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这个展室里，陈列着天津医科大学创始人、著名内分泌学家朱宪彝教授捐献的部分遗体器官标本，还有多年来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的社会各界人士亲笔书写的遗书。在这一张张泛黄的、甚至有些字迹已开始模糊的遗书后面，站立着一个个高尚的灵魂。在遗体捐献者中，有医务工作者，也有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其他职业者；有93岁高龄的老人，也有年仅12岁的孩子……

　　正如中国科学院杨叔子院士在参观生命意义展室后写到的：“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死有重于泰山，在这里又有了新的含义。”

　　首位遗体捐献者——“四献校长”

　　朱宪彝教授是我国临床内分泌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杰出的医学教育家，曾被誉为“现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也是我国食盐加碘理念的倡导者之一。作为天津医科大学的创始人，朱宪彝教授担任校长33年。

　　1984年12月25日上午，朱宪彝教授正在家伏案工作时，心脏病猝发，没来得及抢救，就永辞人间了。其实，此前，朱教授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院领导和同事们都劝他早日住院治疗，可一次次的劝说却被他一次次推辞：“新楼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就在他逝世前的20分钟，他仍然沉静地向秘书交待着一件又一件要做的工作。

　　在逝世前，他留下“四献”的遗嘱，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他所创建的学校：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珍藏图书供人查阅（仅他的读书资料卡片就有10万多张）；献出一座私人住宅楼，供学校使用；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解剖课教学。

　　第335位捐献者——“双捐园丁”

　　2009年，天津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副院长姚进教授被诊断为胃癌。2011年底，在因病情加重住院治疗期间，姚院长两次立下遗嘱，捐献眼角膜和遗体。

　　“本人自工作以来，大部分时间从事眼科视光学的教学工作，工作中深知光明对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我自愿在身后将角膜捐献给医大眼科中心，以帮助需要光明的人们。”

　　“自己多半生工作经历是从事我国的医疗教育事业，我热爱我的学生、热爱自己的讲台，因此在有生之年向组织提出捐献遗体的夙愿，渴望能在我国的医疗事业上能尽一点力！”

　　姚院长说：“捐献角膜和遗体，是我此生最后的愿望……”

　　今年1月18日，在校园进入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在学生们忙着回家与亲人过年团聚的时候，姚院长走了。他的角膜如他所愿地被取下，将使两位患者重新注目世界，他的遗体也终于回到了学校，等待着他的学生在他身上领悟解剖医学的真谛。

　　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远看得透些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又有美满家庭扶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临了，仅书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上的报告》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一位诗人、翻译家的遗嘱

　　本人虽然不是医生，但是业余爱好医学多年，对医学有粗浅的了解。由于条件所限，在医学上未能深造，深深感到遗憾。……我想人体标本室是教学不可缺少的东西，过去听说人的尸体是从外地运来，如同仪器一样运到天津，来之不易。我想人死之后火葬也好土葬也好，又有什么价值？为什么不做一些有益于人们的事情呢？

　　祖国医学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某些地方还是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本人有生之年在医学上没有造福于人类，死后愿将尸体献出，作为在医学上的贡献，以便培养出更多的医务工作者，救人之患，以此了却本人多年的夙愿。——一位医学爱好者的遗嘱

　　仍健在的最年长的捐献志愿者——“我是从老校长那里学来的”

　　袁家琴教授是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7年前，83岁的袁教授签署了身后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志愿书。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始建于1989年，是世界上首家眼科新技术引进与推广中心，是国际20个重要的眼科中心之一。20余年来，眼科中心保持着“红包”零投诉记录，被患者誉为“一方净土”、“一潭清水”。

　　眼科中心的医护人员都说，“我们是向袁家琴教授学来的。”而袁教授则说：“我是从老校长那里学来的。”

　　尽管已经退休多年，袁教授仍然坚持每天到眼科中心里走走，转转，直到眼科中心搬到新址。如今，年逾90的袁教授，每天清晨，仍会从自家的阳台上望向眼科中心的旧址，望向那个自己一手建起，并洒下无数汗水的地方……

　　最年轻的捐献者——如果能长大，该多好

　　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却在2004年的时候，被诊断为脑胶质瘤，当时，小刘晨年仅8岁。

　　这又是一个坚强乐观的孩子。即使头痛得很厉害，也不哭不闹。到了疾病后期，小刘晨已经双目失明，却仍然常常面带笑容，积极配合治疗。

　　2007年，当年仅10岁的小刘晨从广播中得知可以在死后捐献角膜和遗体时，向妈妈提出，“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也要把遗体和角膜捐给有需要的人。”

　　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妈妈为她联系了天津市民自发组织的遗体捐献志愿小组。随后，小刘晨在《天津市公民生前自愿捐献自身眼角膜申请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2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小刘晨走了。她的角膜如愿被取下，完成了她最后的心愿。

　　夫妻遗体捐献志愿者——“捐献遗体光荣”

　　这是一对普通的夫妻，一人下岗一人退休。这又是一对不平凡的夫妻，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就签署了《三项奉献承诺》，提出，“做遗体捐献志愿者，当遗体捐献后备军，夫妻共同死后将遗体无偿志愿地交给祖国。尸体用于医学教育事业上作为讲学解剖材料，可用器官提供给需要的病人做救死扶伤所需”。

　　2002年3月31日，夫妻俩在天津医科大学教务处办理了《天津市公民生前志愿捐献自身遗体》申请登记手续，并开始进行遗体捐献方面的宣传示范推动工作。

　　在遗嘱中，两位老人谈到：“唯有遗体捐献者的奉献是超越人生的，我们愿做超越人生、做奉献的人，这是我们追求的自豪和骄傲。”

　　作为尚健在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他们的遗书也被陈列在生命意义展室里。

　　■结语

　　自2002年正式向外界开放以来，已有两万余人参观了生命意义展室。参观者纷纷在留言簿上写下参观感言，学生们也写下了观后感。如今，这些观后感已集结成7册，命名为《激动人心的文字》。

　　在遗体捐献者们精神的感召下，天津医科大学的学生们纷纷签署捐献眼角膜和造血干细胞的志愿书，迄今，已有12名学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每年清明节，学生们会与捐献者家属一起前往位于天津蓟县天宝山庄陵园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祭奠。纪念园里，一块大大的石碑，刻着金色的“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每天，1000多只鸽子在墓园上空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