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有，很少。

　　邓利强：而且规范是个什么标准？我们应该探讨这个东西，我不否认确实医疗行业也有一些跟社会上整个大的环境相同一些人员，也有一些现象，再加上我们以药养医多年这种弊端，形成了一些医生不规范的做法，但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很多患者是健康出院的，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生命最后的里程是在医生手里，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主持人：刚刚说到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提高医务人员收入来缓解这个问题，首先又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就是我们要提高到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才能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有人可能有了一些建议，我们不妨看看合理不合理，好吗？这是广东政协委员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颀的观点，医务人员工资应比平均工资高五到十倍，这样医生才有尊严的活着，医改才能成功，这样真的能环节医患关系吗？

　　陈晓兰：没有关系，高的很高，各种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都很高，来自一线人员，在一线踏踏实实干活的医生，尤其年轻的医生收入是很低的，尤其乡镇医生，还有赤脚医生，这些人的收入根本连，不要讲体面的，正常的生活都不能，要拿一点钱出来培训根本不能，如果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我赞成，把专家收入赞成我不赞成。

　　主持人：你觉得增加收入缓解不了这个矛盾？

　　陈晓兰：对，没有太大关系。

　　周生来：我是坚决反对的，显然提高医生的待遇，对缓解医患紧张关系，化解医患矛盾，甚至是改善我们医疗的行风，都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志安：我觉得用所谓尊严标准衡量收入这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我们每个人对收入评价都会比实际拿到其实这中间有差距，比如我就被认为中央电视台给我太少，我远远超出这个价值，但是我现在中央电视台给我这个钱我没有走，就说明这个价钱还可以接受，我们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因为没有市场化，现在医疗价格没有市场化，没有市场化我们现在所有的医疗价格都是管制的，那么管制是两方面的管制，一方面是管制医生的收入，另外一方面，医疗服务价格制管制，药品的价格是管制的，手术价格是管制的，医疗服务价格是管制的，但是这个管制的价格跟真实市场价格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差，于是就在市场价和管制价之间就形成一个租，从经济领域角度来讲叫租值，这个租值实际上没有明确产权的，谁都会争夺，患者就会通过给医生送红包的方式来争夺这个租值，医生就会通过收红包的方式也来争夺这个租值，医院会通过以药养医方式来争夺这个租值，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个体制不变，医药价格和医生所谓的工资价格是管制的，就一定有租值，这个租值一定有人争夺，在一定有人争夺的情况下医生一定会通过灰色方式来补贴自己的收入，医生这个行业最终形成通过不太体面的方式补贴自己的收入，这个就加剧了人们对医生的负面评价，我们现在要怎么改？一定要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其实国外的医疗服务改革非常贵，医疗服务改革放开，但通过医保，大家通过所谓医生保险价分摊费用，我们放开这种价格，同时通过医保的方式分摊因为某种疾病对家庭带来巨大财政的负担，这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邓利强：如果放开的话，王先生，我觉得可能咱们老百姓也负担不起，就像周院长说的，如果说诊疗费上千的话，老百姓是看不起的。

　　王志安：其实我觉得放开之后不一定会导致整体医疗负担上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些过渡医疗是医生逼的，我不给你开这么多药，我就没有所谓的收入，真放开之后我不需要通过这个途径盈利了，实际上医疗负担水平未见得提升，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这块和那块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真放开了真不一定提高。

　　主持人：王教授怎么看待这个事？

　　王一方：我最近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医生幸福指数，我跟医生交谈，他们感到收入增加，但幸福指数下降了，担心背后有一把刀伸过来。我在深圳一些沿海地区，他们那些地区政府的补偿也很到位，几乎不像我们讲的10%，几乎工资的百分之百是政府拿的，我不讲哪个医院，一个很初级的医院年均收入能达到12万，医务人员，但是他们也普遍感到幸福指数的问题，在座女同胞总是少一件衣服、总是少一双鞋，病人一样，医生也一样，医生也是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增加效用，节制欲望，通过正常道德的自省机制来唤醒良知。

　　高潮东：我觉得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一招是做减法，刚才很多大夫都在说我做的很多但是收入很少，那有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让我们的大夫，尤其是那些大的、优秀的大夫少一点工作量，要不他们也会成为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