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一个特殊的群——“SARS病友会”,里面储存了几十位SARS患者的电话号码,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一个特殊的群——“SARS病友会”,里面储存了几十位SARS患者的电话号码,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回想起来,那真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结交的一群极其特殊的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我已经给无数人讲过了,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我认识你的声音”。
2003年6月24日,北京终于从SARS的封闭中解禁了。人们开始正常活动,正常上班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与SARS相关的人来说,SARS还远远没有结束,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病人。
医生们在整理病历、数据,希望能从中找出一些特征、规律,总结出一些经验,为以后应对相似的传染病侵袭做一些理论上的准备。
病人更是开始了漫长的疾病追踪和随诊的过程,因为这样的一个新发疾病,未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预料。
我也参加了SARS病人的随诊工作。
一天,我穿着白大衣来到随诊的诊室,里面的医生正在忙碌着。我风风火火地向她交代了一些事情,正转身准备离开时,听到一个声音对我问道:“你是王大夫吧?”
我转过头来,看着眼前的一位30多岁的女病人,实在想不起来她是谁。于是我问道:“你认识我吗?”
她答道:“我不认识你。”
“那我认识你吗?”我开玩笑地问道。
“你也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的声音。我是高××。”
这个名字我知道,是一个曾经在我管辖的SARS病区接受观察的病人的名字。她接着说:“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病人都认识你的声音。前段时间你每天到病房和我们聊天,那是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
后来我们接触多了,他们给我讲了这个“精神食粮”的事情。
这些病人刚刚被“关”进我们的“非典”(后来叫SARS)病区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当时的宣传使这些病人有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感觉。有一天,我到病房看病人,这个高××突然问我:“我们的肺以后是不是就变成玻璃样的了?”
我问她:“什么意思?你的肺怎么会变成玻璃样的?”
她回答说:“报纸不是说我们的肺会发生‘玻璃样变’吗?”
哦,我明白了。我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肺变成玻璃了,我就拿到工艺美术商店给卖了,估计能卖个好价钱。”然后,我就向他们解释了“肺玻璃样变”的术语的由来——一种X线片上的表现,与他们的肺部征象不是一回事。
大家放心了,但是,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每天来和他们聊半个小时天儿。
我答应了,一直到病房撤销。
因为当时他们戴着大口罩,而我则不但戴口罩,还穿着隔离服,所以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居然能认识我的“声音”,着实让我感动。
一年后,我们在另外一个病友李×家举行了第一次病友会——SARS一周年纪念日。他们送了我一大瓶亲手叠出来的星星。我们每个人又都带上口罩,照了一张合影。不同的是,我们的口罩上都画上了笑脸。
■评论
患难之交浓于水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一方
对于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来说,SARS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一次恶魔般的记忆,也是一次生死悬崖边上人间温情的邂逅。在漩涡的中心——SARS病房,医生、护士与病友一样,处在生命的悬崖边,没有人有不病的特权。因此,此时此刻的医患关系就是战场上的生死之交。人们常说,人一病就成为了哲学家,因为他窥见了死神。将生死置于度外,生命中的价值序列重新排队,生命中什么最珍贵?不再是金钱、名誉、地位,而是生命中的相遇与关爱,这份相遇中的温暖能持续一辈子,不是吗?王仲大夫那些细小的关爱、答疑都是成为战友知交的理由。何需世俗交往上的“认识”或“熟知”,危机时节的一缕声音记忆,就是好朋友的永恒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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