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走向后现代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未使精神障碍的病因得到明确

　　尽管20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却依旧摆脱不了对生存或存在的威胁；尽管20世纪的精神医学在分子遗传学、神经影像学和精神药理学方面有了快速发展，但精神障碍病因的探索仍处于“黑箱”阶段。

　　穿越历史，不知不觉来到了后现代主义。它并非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思潮与思维方式；是一次超越。

　　后现代主义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其在哲学上否认一元论、绝对论和纯粹理性，推崇多元论、相对论和兼顾逻辑与情感。可以说，无论是德国哲学家尼采还是法国思想家福柯，都敏锐地看到了真理的相对性，并为“非理性”振臂高呼，为人类的情感活动赢得一席之地。

　　在20世纪人们发现，尽管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依旧摆脱不了对生存或存在的威胁，如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高科技时代的核威胁及商业主义下的异化与沦落。

　　20世纪的精神医学，尽管在分子遗传学、神经影像学和精神药理学方面有了快速发展，但精神障碍病因的探索仍处于“黑箱”阶段。甚至“反精神医学”、“批评精神医学”的声音依然存在，“被精神病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方面是由于精神医学尚未建立诊断的“金标准”，另一方面也是医生行使超越医学本身的权力或社会控制的结果。

　　在临床工作中，针对精神障碍症状群而非疾病本身的“大包围式”治疗并不鲜见，治疗率低的现象仍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令人欣慰的是，2010年《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Campbell）撰文称，科学界将迎来“精神障碍的10年”[Nature 2010，463（7277）：9]，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Insel）等亦在2010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表述评，指出精神疾病很可能是神经发育性障碍[JAMA 2010；303（19）：1970]，并指出未来10年应用基因组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将进一步揭示脑环路障碍，从而改变精神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方向。而脑网络研究的发展和转化精神医学的应用则会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受损”的脑。

　　精神医学研究应科学与人文并进

　　后现代精神医学倡导的是：伦理（ethics）、科学（science）与经验（experience），一以贯之的是，弘扬科学思想，闪耀人文精神。

　　然而，仅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探索精神障碍仍然不够，高科技下的脑扫描并不一定能洞见心灵的奥秘，因为数千年的经验证明，人不是机器。因此，在运用科学方法研究脑的同时，还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理解意义、语境等对人类知、情、意的影响。美国同行更多地引领于前者，而法国精神科医生则更好地传承了后者，擅长于将心比心、以心传心。在精神医学中单纯采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而忽视神经科学的研究是危险的，完全采用神经科学的研究而忽视每个人的存在则是不够的（Brendel，2009）。我们不仅深入研究“呼吸着”的人、患病中的人（生物医学），亦要透彻地理解“存在着”的人，苦难中的人（社会科学）。

　　正如上个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斯诺告诉我们，人类需要两种文化：自然与人文。《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学报》特邀客座编辑波尔威格 Bolwig（2006）亦提醒我们：“当今的精神医学处在一个巨大科学成就的时代，但仍需要从人文科学和艺术中汲取洞察力，这是因为它们透过截然不同的视角能弥补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不足”。

　　后现代精神医学的显著特征是“终结有关疯狂的理性独白。”（Bracken &Thomas，2005），用开放的态度、多元的方法探索“脑与心灵”。我们从三幅弥足珍贵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出，精神病患者从被监管（图14）到被照管（图15）再到主管（图16），走过了漫长的两百多年。这种文明的演变不仅仰仗于科学的进步，更离不开人类思想的解放。后现代精神医学倡导的是：伦理（ethics）、科学（science）与经验（experience），一以贯之的是，弘扬科学思想，闪耀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