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7-30日，由国际全身性感染论坛组委会（ISF）与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CSCCM)、北京医学会危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11国际全身感染论坛、中国危重病医学大会暨北京医学会重症医学年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值得指出的是，本届会议不仅展现了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和临床诊治规范等学术进展，而且特设了临床医师关注的“如何面对医疗工作中的突发事件”专家讨论专场。讨论主题为，医务人员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是否需要继续承担治病救人的责任、是否鼓励医务人员与患者共存亡，以及火灾时，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撤离人员、谁负责判断、如何实施病员的撤离等。专家们对此展开激烈讨论。本报记者现撷取诸家之见展现于此，以期待类似医疗突发事件的处置更具理性、人性，相应的法律环境更加健全。

事件回顾

　　2011年8月24日22时许, 上海宝山区宝钢医院手术室突发火灾, 一名正在接受截肢手术的全身麻醉病人不幸身亡，6名医护工作者生还。

　　由于手术室所在位置系外科病房大楼裙房, 大量住院病人纷纷撤离, 期间幸未造成其他人员受伤。

　　由此想到，若同样或类似的事件发生在重症监护病房（ICU），ICU医护人员应如何处置。

CSCCM网上调查

　　报告者 ：北京协和医院 杜斌

　　参与调查者

　　参与调查人员共305人，89%为ICU工作者，其中男性占2/3，女性占1/3，年龄分布以30~40岁为主。

调查结果

结论

　　•83.3% (n = 254)认为医务人员应当甄别病情较轻的患者, 但76.7% (n = 234)认为无法准确判断预后。

　　•84.9% (n = 259)认为转运重症患者会影响轻症患者的撤离, 84.0% (n = 256)认为转运使用的氧气可能危及其他人员安全, 但仍有45.9%~ 62.6%认为应当转运所有患者。

专家讨论

　　主持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 解放军总参总医院急救部主任马朋林

　　参与讨论专家：北京人民医院ICU 安友仲教授、上海长征医院急救科陈德昌教授、北京协和医院MICU杜斌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康焰教授、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邓利强律师和北京海淀法院温勇法官

讨论问题：

　　1.医生自身安全受威胁的情况下是否仍有继续救治患者的责任，医务人员是否应与患者共存亡？

　　2.谁负责在险情发生时判断该转运哪些患者？

　　3.如何在险情发生时转运患者（水平转运和垂直转运），患者应被转往何处？

医师观点：

　　“从职业道德上讲，医师有照顾患者的责任和义务，但不重视客观情况的蛮干并不可取，转运实施方案有待探讨。”

　　陈德昌教授：医师和患者的生存权是相同的，因此从法律角度上讲医师可以为了自身的安全离开；但是从职业规范讲，医师有照顾患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医师擅离职守将受到医院处分。在判断救人可行性后采用合适方案，或者救出患者一起离开，或者自己离开。我认为，应当从法律层面对医师在不可抗力发生时应采用何种措施进行规范。

　　安友仲教授：“医跑跑”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道德问题。现在舆论导向是威力巨大、不负责任、扭曲的，而不是客观公正的。

　　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关于抢救患者的可行性已经被舆论扭曲，不考虑客观情况的蛮干是缺乏科学性的。该事件值得反思之处在于，一是如何教育医师采取措施，二是医院在建设上应考虑ICU患者在自然灾害中转运问题。

　　康焰教授：从医师角度考虑，（谁应留下）应根据当事者职位而定。职位越高者（如ICU主任、护士长）越应当留下来，因为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并且，制定消防预案且不断演练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方法。转运原则是优先转运最容易转运的患者，尽可能地争取转运更多的患者。对于水平转运（同层转运）和垂直转运，我赞成前者，原因在于ICU患者所需辅助仪器较多，水平转运可保证同时转运患者及维持生命的仪器设备，转运离开危险区域后关闭防火门，可以达到紧急避险目的。

　　杜斌教授：我认为，在转运ICU患者时，应以水平转运为主，因其相对简单易行。然而，如果水平转运不能达到紧急避险目的时，则应考虑垂直转运，此时可考虑采取窗外悬挂式转运等方式。

法律专家观点:

　　“当医务人员受到自然灾害威胁时，可以依据“紧急避险”原则选择损害较小的方式处理，强迫医师与患者共存亡是不理智的。但如果避险过当，则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邓利强律师：当医务人员自身受到疾病威胁时，依据《传染病法》、《医师法》，医务人员有义务为患者提供恰当的医疗服务。当医务人员受到自然灾害威胁时，可以依据“紧急避险”原则优先选择损害较小的方式处理，没有法律条款要求医师在自身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不可以避险，强迫医师与患者共存亡是不理智的。但《急救法》刚刚立项，目前没有可能从法律上界定自然灾害发生时医师的责任。

　　在转运时，应当转运更有生存机会的患者。如果召集家属参与转运患者而家属受伤或死亡，医师要承担法律责任。

　　温勇法官： 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对于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当事人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当事人应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但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例如，人民警察在公民人身受到侵犯时，应当立即救助。

　　同样，《传染病法》第39条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①对患者、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②对疑似患者，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接受隔离治疗; ③对医疗机构内的患者、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接受医学观察和其他必要预防措施。

　　《执业医师法》第22条规定，医师应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然而，医师不是消防员，火灾也不是疫情，故医师在火灾发生时避险是合理合法的，但是由于自身紧急避险造成患者伤亡的，要进一步判断避险是否过当，如果避险过大，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避险得当则可免受刑事处罚。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行为人的结果、过程，以及二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都须反复考衡，其中无过错赔偿是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但考虑到公平原则，对利益受损方进行赔偿。

　　席明修教授在总结时说，灾难面前如何选择——职业道德要求领导者必须要对所有人负责，这是个人的追求，而不是法律的规定；应当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个人修养，特殊情况下组织预案的实施；医生主要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救治病人，而不是法律要求我如何做。目前备受舆论指责的道德沦丧并不是医生这个职业的独特现象，而是许多职业不被信任的源头。以后的研讨会应当更多地关注伦理、法律教育，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