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危险因素，积极早期监测
随着抗癌药物临床应用日益增多，癌症治疗也取得了明显进展，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但某些重要副作用（如心血管副作用）也限制了患者预后的进一步改善。因此，临床应对抗癌药物的心血管毒性予以更多关注。
随着抗癌药物临床应用日益增多，癌症治疗也取得了明显进展，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但某些重要副作用（如心血管副作用）也限制了患者预后的进一步改善。因此，临床应对抗癌药物的心血管毒性予以更多关注。
分子靶向药物的心血管毒性未受到足够关注
一些可引起心脏毒性的抗癌化疗药在临床上较为熟悉，如蒽环类多柔比星、多红霉素、表柔比星、伊达比星，蒽醌类米托蒽醌，烷化剂白消安、顺铂、环磷酰胺、异环磷酰胺，抗代谢药5-氟尿嘧啶（5-FU），抗微管类紫杉醇、长春新碱、长春碱等。然而，随着近10年越来越多分子靶向药物的广泛应用，贝伐珠单抗、伊马替尼、拉帕替尼、舒尼替尼、索拉非尼、曲妥珠单抗的心脏毒性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常被临床忽视。
抗癌药物的心血管毒性与药物及患者因素均相关
抗癌药物的心血管毒性主要包括急/慢性心肌病变、心律失常、冠状动脉血管病变、高血压、血栓性病变等，与药物本身和患者因素均相关。每次给药剂量、累计剂量、给药时间、给药途径、与其他药物联合及给药顺序，均值得医生考虑。同时，癌症患者本身的内在基础因素如年龄、既往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疾病、治疗高血压的相关用药及性别为女性也是蒽环类药物心血管毒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另外，纵隔放射治疗史及多药联合治疗的协同作用等，也均会增加抗癌药物的心血管毒性。
早期监测可明显减少并发症
目前，临床对抗癌药物心血管副作用的监测，主要包括心律失常、缺血性心脏事件和心包疾病监测，通常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电图、静息和应激状态下的心肌灌注显像及肌钙蛋白（Tn）检测。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抗癌药物心血管毒性分级系统（Ⅰ~Ⅴ级），其中监测所有重要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指标改变，但在肿瘤科未得到足够重视。
药物心脏毒性的早期检测可明显减少临床并发症。心内膜心肌活检是检测蒽环类心脏毒性最敏感和最特异的方法，但因其侵袭性限制了临床广泛应用。检测心肌毒性的最常用非侵袭性方法是放射性核素心室显像或超声心动图评估左室收缩功能，左室内径缩短分数和左室射血分数是最常用的检测指标，但后者评估早期临床前病变的敏感性不足。
TnI和TnT是在左室射血分数改变前早期诊断心血管毒性的有效生物标志物；近来在癌症患者中进行的研究发现，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左室功能受损与B型钠尿肽（BNP）水平较高相关；在接受高剂量抗癌药物治疗或造血干细胞治疗的患者中，左室功能异常前BNP水平也会升高。在化疗诱导心肌病变的患者中，多巴酚丁胺负荷超声心动图检测发现BNP水平降低与收缩功能储备相关。
相互学习，建立多学科团队
恶性肿瘤药物治疗一定是在肿瘤专科进行，一般情况下肿瘤科医生对心血管疾病检测处理不太熟悉，而心内科医生又对抗癌药物的使用较为陌生。解决这一问题，在相互学习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多学科团队以应对高危患者的临床检测、处理并作出综合预案。最终目的是减少抗癌药物的心血管毒性，正确进行临床决策。
（因篇幅所限，关于抗抑郁药物与心血管疾病的专家解读，将刊登在下期《循环周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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