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从专科医生变成全科医生的
医学，医治疾病的科学。疾病是人的痛苦遭遇，医学能解救人的痛苦，这门学问古今中外无不令人神往。我并非出身医学世家，是觉”治病救人”应是天下第一好事，而踏进医学院之门。我经历了从医学生到一名消化科医生，再到一名全科医生。
杨秉辉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华全科医师杂志》主编、《全科医学概论》主编；曾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医学，医治疾病的科学。疾病是人的痛苦遭遇，医学能解救人的痛苦，这门学问古今中外无不令人神往。我并非出身医学世家，是觉”治病救人”应是天下第一好事，而踏进医学院之门。我经历了从医学生到一名消化科医生，再到一名全科医生。
成为“专家”
医学院毕业之后，我选择了内科，几年轮转后分配至消化科。1969年，我加入中山医院的肝癌研究组，十多年间，我们在工厂、农村进行了约40万人次的肝癌筛查工作，查出数百名早期肝癌病人，尽早治疗后效果非常好。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我也就从一名内科医生成为一名消化科医生、肝病科医生、肝癌“专科”医生。只看一个病，看多了，也就成为看这个病的“专家”。
1984年，我任中山医院副院长，要组织、管理这样一所大型综合性三级医院各科医疗工作时，已觉知识面过窄，知识过于“专”，“专家”对其所涉及研究领域以外的病，仅略知大概，我们的社会太缺少能很好地处理“一般病”的“专家”了。
接触全科
1987年，我受邀赴英国进行医学考察，注意到英国大型医院里的肿瘤病人是由全科医生（GP）转诊来的，病人术后出院由全科医生继续照顾。在英国， 全科医生训练有素，能处理内、外、妇、儿各科的常见病，民众绝大多数的医疗问题由全科医生解决，遇有疑难之病负责转诊。
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这门特殊的医学学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的全科医学或称家庭医学，是一门集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大成的医学学科。全科医学要求医生能处理各科的常见疾病，除了治疗病人身体的疾病外，还要求关注病人心理与社会层面的问题对健康的影响。全科医学是一门临床医学，但强调“预防为主”的理念，关心疾病的预防、康复，对病人实行全过程的医学照顾；全科医生不但个体化地处理每一位病人，还涉及对病人家庭、甚至社区的健康管理。
做一个全科医生
我有幸参与了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组建工作。其时我任中山医院院长，主张大学附属医院应负担全科医学的医学教育、医生培训任务，中山医院建立了全国三级医院中的第一个“全科医学科”，承担全科医学的医疗、教学、科研任务，我首先成了这个科室的成员。这样，我便从一名专科医生变成了一名全科医生。
全科医学是一门全面关注人类健康的临床学科，是一门“以人为本”的医学学科。全科医生能以简单实用的技术，解决绝大多数的医疗问题，给予民众可及、可亲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民众健康的“守护神”。对于疑难的病例，全科医生又负有转诊和帮助实现转诊的责任，所以许多国家也将全科医生视为医疗保险制度的“守门人”。
全科医生要学习的学科特别多，不仅有临床各学科、心理学、卫生学、营养学等，还有相关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等，还应该学习些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使自己有较为丰厚的人文底蕴。
全科医生应该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热爱工作、敬畏生命。全科医生承担第一线的医疗保健任务，工作涉及家庭、社区，涉及病人、健康人，涉及民众、政府，所以应该有良好的社会工作能力，而这要通过不断地实践来获得。
要学习、要实践，要做一名好的全科医生，绝不比做一名好的专科医生容易。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 杨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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