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下午3点，在为郭应禄院士（以下简称郭老）拍摄完“中国医师控烟行动”公益活动宣传画面后，我跟随郭老走回其在外间的大办公室。“郭老，我不死心，您能不能跟我讲讲肾移植的事儿？”我确实是不死心的——尽管此前曾联系郭老，希望采访关于我国首例肾移植的事儿被拒绝。听到我的请求，“走，我们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吧。”

　　我国最早的肾移植

　　“我看资料上说1960年咱们完成了国内的首次肾移植？”我首先发问。

　　“（19）60年，咱们是做了两例肾移植。这两个人手术是成功的，但那会儿没有免疫抑制剂，过一个多月后，都不行了，就是这样。”郭老回答。

　　“那会儿怎么就想着要做肾移植了？”

　　“国际上，52、53年（实际上是1954年）人家就完成了同卵双生子间的肾移植，这个不存在免疫排斥的问题。故我们想开展肾移植，就做了。人家报了（病人）能活嘛，而且那会儿咱们的血液透析也不行啊。”

　　“这俩病人当时是什么情况？”

　　“就是肾功能完全不行了。”

　　“是在北大医院吗？”

　　“对，就是原来的那个老楼。”“这就是两次尝试。然后呢，首次成功的亲属间肾移植是1972年，在中山医科大学。”

　　“是谁做的？”

　　“嗯”郭老想了想，接着说：“北京（友谊医院）的于惠元去了。”

　　“您当时去了吗？”

　　“我没去。北京的于惠元，当地的梅骅” 郭老补充道，“这例是在兄弟间做的肾移植。”

　　“不是双胞胎？”

　　“不是双胞胎。接受肾移植的是位华侨，从国外回来探亲，他有肾结石。当时没有B超、没有磁共振，那时候检查只能靠X线，做了个腹部平片，明确是肾结石。”

　　“这例病人被诊断为肾结石后，也没做其他的（检查），然后就做肾结石（手术）。没想到就碰到肾脏的血管。这个肾脏就保不住，切了。病人接着就发生了尿毒症，再一了解，原来这例病人对面（指肾结石手术对侧）没肾。”

　　“哦，是原发的？还是这个病人以前切过（肾）？”

　　“是原发的。”

　　“孤立肾？”

　　“对，孤立肾。他家一个弟兄说愿意给他一个（肾）。当时就安上了。这是当时活的最长的。”

　　“活了多长时间？”

　　“一年多。但这个病人不是因为肾功能不好死的，肝脏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现在就不好说了。有人说这个病人可能是（乱）吃东西，感染了重度肝炎，使肝功能坏了，也有人说是免疫抑制剂用得太多了，使肝功能受损。”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免疫抑制剂了？”

　　“嗯，那是1972年了，这是咱们国家异体肾移植最早成功的一例。再有就是（19）74年，上海中山医院，做的尸体肾移植，（病人）活了。”

　　“这个活了多久？”

　　“活了好几年呢。74年的这一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没去，但免疫抑制剂用药方法跟我们有关系。74年，咱们国家最早出国考察（肾移植）是我们，去的是加拿大。”

　　“（这例移植的）免疫抑制剂用药方案基本上是（我们从）加拿大（学习过来的）方案。你看，这72、74年的（案例），基本上就解决了（肾移植）问题了。72年，那会儿吴阶平老师还不大岁数呢，在北京曾经组织过活动，他的幻灯都是我给他写的，是给外科大夫看的。

　　“咱们国家第一部动员开展肾移植的专著是您写的吧？”

　　“是我写的。”

　　“那会儿写书跟现在不一样，上来就是临床，让大夫看了就会做，后边是机理，包括免疫是怎么回事儿。写的时候吴老师就说，‘你写临床，我写基础。’为什么呢？他的英文比我好，我的英文到现在也不行。”

　　“那会儿不是文化大革命嘛，外国杂志也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便进（口），所以书写出来就成了宝贝，一会儿就抢光了。”

　　“哪一年出的？”我继续追问。“（19）80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