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个研究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为到了第4期的慢性肾脏病（CKD）患者找一条出路。”

　　论坛报：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做“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阻滞剂对晚期CKD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样一个课题？

　　侯凡凡：按流行病学估计，我国大约有1亿CKD患者。其中，部分人群的肾脏病变不断发展，直至肾功能衰竭，即尿毒症期。

　　CKD一共分为5期，如果达到第4期就被认为是晚期。在当时，国际肾脏病学界都认为，对于晚期肾脏病患者，不要再给予延缓肾脏病进展的治疗。其原因在于，首先，这部分患者病情较重，治疗存在一定风险，国际上所有进行延缓肾脏病进展的研究均把血清肌酐水平大于3.0 mg/dl的患者排除在外；其次，当时国际上有一种普遍的认知是，第4期患者将很快进展至尿毒症期，继而须接受透析或肾移植治疗，没有意义也没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对这部分患者进行延缓肾脏病进展的肾脏保护治疗。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大约有2万新增尿毒症患者，患尿毒症又能接受透析的患者不足10%。也就是说，一旦得了尿毒症，很多患者没有机会或能力负担透析或肾移植的治疗。对于这部分患者，如果可以让他们进入透析的时间延缓哪怕是1年，你想，那是一笔多大的医疗费用！

　　于是，刚开始我们就想着可不可以试一试？

　　在做这项研究之前，我们先做了一个小样本的研究，我们发现，使用RAS阻滞剂对非188bet在线平台网址 的部分4期CKD患者还是有效的。

　　若想推广这样的想法或者进一步去证实这样一个结论，必须做一个更加严格的临床研究。其实，做这个研究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为到了第4期的患者找一条出路，看能不能让这些患者延缓开始透析的时间。

　　“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整个团队这样坚持下去，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我想应该是志同道合。大家在一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 

　　论坛报：在做这个历时7年的研究过程中，您是否遇到了研究开始前没有设想到的压力和困难？是什么支撑着您坚持下来？

　　侯凡凡：压力肯定有。之所以敢去做，一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前期研究；另外，在正式研究时，我们也改进了研究方法，加了一个安全措施，就是先进行为期8周左右的导入期（run-in）。

　　经过这8周的run-in期，我们才将那些可以耐受RAS阻滞剂的患者纳入进clinical trial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受试患者的安全，为研究的进行装了一个安全阀。

　　我们要求对每个患者的平均随访时间是3年，患者都是陆续入组，整个研究战线拉得比较长。长时间随访，又要使患者在研究过程中的脱落率低，真的挺难。整个研究团队要做出很大的牺牲。

　　当时我国整个医学界还没有那么看重科学引文索引（SCI）。我们这样一个研究需要进行数年才能看到结果，主要研究者就有十几个，最终的文章只有一篇。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过，研究完成后，文章是不是可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真的没有想过。

　　至于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整个团队坚持下去，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我们并没有给予参加研究的团队任何金钱上或职称上的鼓励，我想应该是志同道合。大家在一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结论。就想着不要让这样的患者来找我们时，他们流着眼泪，我们也苦着一张脸。到底是什么能够让整个团队这样坚持下去，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我想应该是志同道合。大家在一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

　　“如果只是做基础研究，就像是做一个黄金宝塔，永远只是收藏而不能变成可以使广大人群受益的东西。””  ”“”“”“”“

　　论坛报：您对这项研究有没有遗憾？如果时光倒转，您觉得这样的遗憾是否可以避免？

　　侯凡凡：总体而言，这个研究完成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也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就是否有遗憾来说，我想若当时我们有足够的经费和精力，能够扩大研究样本量，我想这个研究就可以看到二级研究终点，可能观察到RAS阻滞剂对晚期CKD患者的心血管保护作用。

　　我们后来的研究发现，中国CKD患者的心血管病发生率要比普通人群高很多倍，这个结论与国外的一致；但与西方CKD患者相比，我国CKD患者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率要低50%。换言之，若想研究我国CKD患者的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样本量要大于西方国家，观察时间要更长。这也增加了研究难度。

　　我最近查询了一下国际肾脏病学领域最近5年中临床相关研究文章（包括trial、流行病学、前瞻性队列研究等）的发表情况，大概有100多项，其中由中国人发表的不足1/10。

　　我们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医学研究，如果只是做基础研究，就像是做一个黄金宝塔，永远只是收藏而不能变成可以使广大人群受益的东西。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好，应该说是不差钱的，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可以用于做clinical trial的经费可以申请。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临床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希望未来能够在人力和经费上能有所保障。

　　相比当年，我觉得现在clinical trial更难做了。难做的原因除了上边谈到的资金困难，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医患关系。做这样的研究，医生也是要承担风险的，既然是研究，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虽然我们会严格按照国际通行做clinical trial的要求去做，也会做一些预防性的应急预案，但心里总还是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有时候，年轻大夫会问我：万一出了问题，导致医患矛盾，应该怎么处理？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算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真的碰到了，该怎么办？

　　“我国肾脏病学领域还没有自己的指南，不是中国肾脏病专家没有经验，而是中国可以拿出来的数据还太少。”

　　论坛报：我国肾脏病学领域临床研究的现状如何？

　　侯凡凡：中国人的疾病特点是什么样的？肯定与欧美国家有差别，那么疾病的治疗是一样的吗？肯定不一样，有时候用药剂量都会不同，比如吗替麦考酚酯（MMF）在白人中的治疗剂量可以达到3 g，但这个剂量对中国人来说太大，导致死亡率增高，这个是教训啊！我们太需要有自己的数据了。

　　我国肾脏病学领域目前还没有自己的指南，不是因为中国的肾脏病专家没有经验，而是因为针对中国患者的研究资料还是太少了。

　　目前，在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指南中已经有了我们中国人的数据。比如王海燕教授完成的CKD流行病学调查，我们的两个研究也都被纳入了KDIGO高血压处理指南。如果将来大家都努力地去研究、去积累，我们能够提供的资料一定会越来越多。

　　须注意的是，国外指南虽好，但并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情况。

　　　“评估体系也是应该修改一下，因为临床医生与科学家的培养方式是不同的，但非要把研究和临床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

　　论坛报：最近在微博上有这么一条消息，很受医生关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两位医生在《柳叶刀》（Lancet）杂志上吐槽，中国年轻医生面临太大的发表论文的压力。他们抱怨基础研究很难，临床研究要积累长时间的随访病例和数据，总之各种不容易。他们希望医改能把SCI从医生评价体系中踢出去。”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侯凡凡：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看是与非。

　　一方面，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首先要清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若只是为了发文章，为了晋升，这样的研究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可能误入歧途。

　　尤其是做临床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临床问题。不总结经验，怎么能提高？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东西，也是前人研究、总结的。医学的进步和发展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现在的医生评估体系。我觉得只看SCI论文数量评价临床医生也是有问题的。年轻医生经过3～5年的工作实践，如果很好地完成了临床任务，就是个不错的医生。

　　对于高年资的医生，特别是教学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有责任对经验进行总结。一个教学医院的教授，如果不带学生，不做研究，你所承担的责任至少是不完整的。

　　我想，评估体系也应该修改一下，因为临床医生与科学家的培养方式是不同的，但非要把研究和临床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