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平安 崔 芳 叶龙杰□

　　　“18年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希望能缩短这个时间。”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就遇到了媒体记者关于雾霾的质询，大气污染成了昨日两会的开门话题。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力促国家尽快拿出切实方案拯救大气。

　　■肺癌激增 空气污染难逃罪责

　　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地区肺癌发病率2001年至2010年增长56%。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 医院院长王执礼认为，空气污染是诱因之一。长期严重的空气污染不仅使人们罹患支气管炎、哮喘、肺部感染、肺气肿、慢阻肺，甚至可引发肺癌及其他癌症。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郭淑芹说，雾霾是人人逃不掉的“健康杀手”，可能引起感冒、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及肺炎、哮喘发作，导致心血管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出血，还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诱发或加重慢性支气管炎等。雾霾天气比吸烟更易致癌，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呼吸，会诱发肺癌。

■科研不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跑

　　“人家研究PM10时，我们研究PM100；人家研究PM2.5了，我们才开始研究PM10。我们的研究不能总跟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屁股后面跑。”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熊思东告诉记者，PM2.5这类极微小的物质，在空气中的运动规律与更大物质的运动规律截然不同，我国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熊思东建议加强对PM2.5的含量测定和研究，把PM2.5作为主要监测指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其危害健康的成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样，我们可以知道造成一个地区PM2.5指数升高的原因到底是汽车尾气、工业排放，还是燃放烟花爆竹，并有的放矢地对相应排放进行治理、取缔。同时，对于我们医疗卫生、科研工作者来说，也可以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预防策略、应对方法等。”

　　熊思东说：“PM2.5不是最小的。如果仅从尺度上讲，纳米微粒的危害更大。因此，我们还应该关注更小的PM1.0、PM0.25物质。因为比起PM2.5，这些物质可能进入人体的程度更深，影响更大。”

　　熊思东说，空气中从来就不乏纳米级的微小物质。“现在纳米级的材料大多集中在百纳米大小，也就是不足PM1.0，既然有这些产品，就是有生产、运输、储存以及空气中的释放。我们在科研上应该扭转被动局面，尽早投入研究，不单是对PM2.5，还可以更深入。”

■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进进告诉记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大气污染已由传统的煤烟型，向工业废气、机动车尾气、扬尘、挥发性有机物等叠加造成的复合型污染转变，细颗粒物超标等因素导致的灰霾污染日益加重。据统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每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达100天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天。

　　沈进进说，2012年，全国首个大气污染防治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规划不仅明确了“十二五”大气主要污染物总量、浓度“双下降”目标，还提出了重点行业产能控制、新建项目总量倍减替代、实施特别排放限值等一系列强硬措施，堪称史上最严格的环保规划，其中重点项目投资需求约3500亿元。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专项资金，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投入远不能满足治理工作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基础能力薄弱，省、市、县普遍缺乏大气污染防治推进机构，监管能力严重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指出，在雾霾天气中，大气颗粒物尤其是粒子颗粒物的排放，交通源排放占第一位。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亿辆，汽车增长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城市应对大气污染所付出的努力。工业排放从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为特征的传统煤烟型污染，转变到以臭氧和颗粒物细粒子等为特征的二次污染，大气污染态势愈加严峻、危害更大，急需加大治理力度。（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应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策

　　民革中央在《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化建设美丽中国》的建议案中提出，应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基本国策，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选择和国家发展的总体方针之一。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环境和资源的法律法规，抓紧修订《环境保护法》。农工党中央也建议将PM2.5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城市空气质量限期达标，制定PM2.5阶段性控制目标及达标期限，并将目标分解到地方；各级政府建立PM2.5监测、评价及考核的具体规范，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政绩考核指标；对于2013年不能达到新空气质量标准的环保模范城市，建议撤销其“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称号。

　　王执礼认为，某些城市的领导者对空气污染、环境治理重视力度不够，这与政府官员的政绩观有关。很多地方的干部评价体系大多与GDP挂钩，无法避免地产生GDP高速增长以牺牲大气环境为代价的局面。

　　王执礼介绍，以空气污染治理很成功的英国经验来分析，立法是英国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措施，其中，又以国家立法为主。我国防治大气污染，也必须从国家立法开始。

■迫切需要国家投入

　　沈进进建议，国家应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根据国家规划确定大气污染防治任务，将治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加强对重点行业除尘提标改造、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等工作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对积极从事大气污染治理的企业，提供财税和金融等政策扶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强化区域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吴以岭认为，环境污染造成肺癌等重大疾病发病率明显升高，如何加强对这些重大疾病的早期普查与防治，已成为重大社会民生问题。因此，只有加强对这类重大疾病的早期普查、早期发现、早期就诊，才有可能赢得治疗时间挽救患者生命，政府必须高度关注严重污染所带来的重大疾病的早期防治。

　　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介绍，非典之后，我国建立了覆盖全国、直至乡镇卫生院的疫情报告网，基本扭转了非典发生时“疫情不清、情况不明、无法采取有效措施”的局面。但是，针对大气污染，特别是PM2.5的健康危害，我国疾控部门几乎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以PM2.5为例，北京、石家庄乃至广州，每个城市的悬浮颗粒物的构成不同，这些需要具体的研究才能够明确，之后才能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这些研究在疾控领域也是刚刚开始，迫切需要对相关项目的投入。

　　王宇说，国家应该让国民健康起来，但是我国在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领域的研究非常薄弱，国家投入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