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韦纳（Jonathan Weiner）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与科学领域新闻学麦克斯韦尔·格芬 （Maxwell M. Geffen）名誉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渴望这个世界：奇特的永生科学”（Long for This World: The Strange Science of Immortality） 

　　肿瘤学家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在他这权威而又耗时的首部著作开篇不久便注意到，所有的患者最初都是以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开始他们的癌症历程。他们早在看医生就诊之前就已成为病痛折磨的叙述者——就像穆克吉所说的——成为游历了疾病王国的旅行者。

　　许多医生也变成了故事叙述者，而穆克吉向我们叙述了医学上最非同寻常的故事：癌症史，今年癌症将会使约60万美国人及全球700多万人丧生。他将此著作框定为传记，“试图进入这个“不朽疾病的灵魂深处”，了解它的秉性，揭密它的行为。”这是一个他似乎不得不叙述的史诗般的故事——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年轻神父可能会尝试叙述撒旦的传记那样。

　　穆克吉是在2003年夏天参加波士顿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癌症医学高级培训时着手编著此书的。在他参加培训的第一周期间，一位刚刚完成此培训课程的同事把他叫到一边，说：“这是所谓的一种沉浸式培训课程。但是，就沉浸式而言，这个课程真的会让你淹没在其中。”他把声音压低，就像我们许多人在谈到癌症本身时那样。“别总是呆在医院里，你得把生活圈子扩展到医院外，”这位医生告诫他说，“你会需要医院外的生活的，否则你整个人会被这个课程所吞噬。”“但这不可能不被吞噬，”穆克吉写道。每天晚上结束时，他总是发现自己身处医院停车场的霓虹泛光灯之下感受到惊愕而说不出话来，不由自主地会设法重现当天自己做出的每项决定及每个药方，几乎像他的病人那样被一轮轮可怕的化疗及拗口的药名——“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泼尼松、门冬酰胺酶...”——弄得精疲力尽。

　　最终。为了不被这种痛苦的感觉所淹没，他开始着手编写这本书。

　　人类现存最古老的癌症描述大约是公元前1600年写在莎草纸上的一段记录。这段象形文字记录了一个很可能属乳腺癌的病例：“一个鼓鼓的肿瘤...就像触摸到一个球状填充物一样。”该记录在“疗法”项下的结论是“没有”。

　　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癌症的医学文献（穆克吉补充道：“或在任何其他文献中提及癌症”。）对癌症疾病的现代理解源于19世纪上半叶对所有植物和动物都是由细胞组成以及所有细胞都是由其他细胞分裂产生的这一认识。德国研究员鲁道夫·魏尔啸（Rudolph Virchow）用拉丁语表述为：omnis cellula é cellula（一切细胞来源于细胞）

　　癌症是源于人体数万亿细胞中的一个单细胞开始生长失控时的一种疾病。淋巴瘤、白血病、恶性黑色素瘤、肉瘤都开始于这种细微的意外事件——一个细胞发生突变：一切细胞来源于“来源于细胞的”细胞。细胞生长是生命的奥秘，是我们强健自我、适应自我及修复自我的能力来源；而癌细胞是我们自己体内细胞中生长速度超过其他细胞的叛逆者。“如果我们寻求长生不老的话，”穆克吉写道，“那么，从某种颇为反常荒谬的意义上说，癌细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穆克吉以他接受培训的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儿童疾病专家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的故事开篇。法伯最初是名病理学家。1947年，法伯在波士顿一家狭小而又阴湿的实验室里工作，负责解剖标本及进行尸体解剖。他被一种称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鲨鱼类”癌症所吸引，这种癌症的病变如此之快，以至于仅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能使外表看似非常健康的小孩死于疾病。在一位患者“送进医院时，医生们或许处于一阵兴奋之中，纷纷以专家学者的派头高调探讨医疗回诊方案”，然后患者又被送回家里接受死亡的命运。

　　在1947年夏天，一名波士顿船厂工人的2岁男孩病倒了。通过在显微镜下对这个婴儿的血样进行检查，法伯看到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蛛丝马迹——数十亿个恶性白细胞“疯狂地的分裂衍生，它们的染色体时而凝结时而分解，就像时而握紧时而松开的拳头。”到当年12月，该男孩濒临死亡。在那年的最后几天，法伯向他的这位患者注射了一种实验性药物——氨基蝶呤，于是在两周之内，这个男孩可以走路、说话和吃饭了。他并没有治愈这个男孩，只是缓解了男孩的病情，但对于法伯来说，那正是他梦想能治愈癌症的开始，或者按照一位研究员的话来说，那正是“癌症的青霉素”的开始。

　　次年，法伯帮助启动了一个研究筹款活动，旨在帮助一名肠道中患有淋巴瘤的男孩，患染这种疾病的人的死亡率达90％。这名男孩很可爱，一头金发，是波士顿勇士队的超级球迷，他的名字是艾纳·古斯塔夫森（Einar Gustafson）。为了宣传起见，法伯把他更名为吉米（Jimmy）。那年5月，广播节目《真相或结果》（Truth or Consequences）的主持人打断他平常的广播程序，把他的听众“带到了”吉米的病房，收听勇士队球员步入吉米的房间高唱“带我去看球赛”（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到了1952年夏天，法伯建起了一家气势宏伟的新医院——吉米诊所（Jimmy's Clinic）。不久，在非凡卓绝的社交名媛及医疗慈善家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的帮助下，他开始在规模更加宏大的平台上工作了。（“我向心脏病和癌症抗争，”她曾告诉记者说，“就像对罪恶进行抗争一样。”）玛丽和她的丈夫、有“现代广告之父”之称的阿尔伯特（Albert）加入了法伯的治癌事业。正如穆克吉在书中写道，他们希望进行“一项治疗癌症的曼哈顿计划。”他们一起通过巧妙的广告、筹款以及对他们共同事业的无上热情（法伯在给玛丽·拉斯克的信中写道：“抓住目前的时机，趁热打铁，不要停顿。”），促使美国进入之后通常所称的抗癌战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71年签署了全国癌症法（National Cancer Act），批准在随后三年投入15亿美元的经费用于研究开支。

　　从政治层面上说，这场战争正合时宜，正值美国全民共同的噩梦不再是“它来自外太空”或“来自某行星的人”，而是“驱魔师”和“来自人体内部的病魔。”玛丽·拉斯克称抗癌战争是美国征服人体内部空间的下一个“登月旅行”计划。

　　然而，从科学层面上说，抗癌战争的宣布过于草率而仓促了，具有灾难性的影响。登月竞赛是基于火箭科学。但在1970年代初，癌症科学尚未形成。研究人员仍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促使细胞变成恶性。由于他们处于公众关注的中心，加上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经费，他们陷入争吵之中，士气受到打击、并分裂成敌对派系。穆克吉写道，当时“标志性的战场”是化疗病房——“一个消过毒的地狱景象。”通常情况下，化疗病房如同处于地狱边缘，几乎是一个监狱，身临其中的人都绝对不会说“癌症”这个字，“囚犯”脸上因服用药物而呈现出些微橙色色调，而窗户外安设了粗重的铁丝网，以防止他们自杀。穆克吉写道：“制造欢乐氛围（与癌症作战的病人所需要的环境）的巧妙方法使化疗病房笼罩在更加令人心酸的孤独凄凉之中。”

　　《疾病之王》一书承载着一段充满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我发现了”的尤里卡时刻以及数十年的绝望历程。穆克吉生动介绍了乳腺癌根治术的种种恐怖景象，乳腺癌根治术的根除越来越彻底，直到成为“一种异常病态的毁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科医生一般要切除乳房、胸部肌肉、腋窝淋巴结、胸壁，偶尔还包括肋骨、部分胸骨、锁骨及胸内淋巴结。”癌症外科医师错误地认为，这个手术的每一次激进彻底化都是进步。 “满怀自负情绪的肿瘤科医师在自我信心增强以及治癌药物药效的蛊惑之下，将他们的病人——以及他们的行为准则——推到了灾难的边缘，”穆克吉写道。在这支队伍中，“乳房肿瘤切除术”本来是一个滥用的术语。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死于癌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其中主要是因为吸烟。早在1953年，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年吸烟3500支，或约每天10支。几乎一半的美国人有吸烟习惯。到了1940年代初，正如一名流行病学家所说，“询问烟草与癌症之间的联系就如同询问静坐与癌症之间的联系一样.”在尼克松宣布他的抗癌战争的15年后，老年妇女中的肺癌死亡者增加了四倍。这个流行病目前仍在自行演化之中。

　　穆克吉很好地诠释了烟草公司发动的良宣传运动，“镜中花水中月的谚语组合。”正如1969年的一份行业内部报告所指出，“怀疑是我们的努力结果，因为它是与‘事实之躯’（body of fact）相抗争的最佳手段。”对所有那些密切关注当前反对气候变化科学的宣传活动的人来说，这段插曲读来都尤其引人入胜。

　　同时，那些在实验室研究癌症病因的学者与那些在诊所里治疗癌症的医生并不总是互相交流。正如穆克吉所说，“这两方面的言论似乎是在密封而独立的宇宙中进行的一般。”这种疾病很难理解，无论是在实验室里的智力层面还是在诊所里的情绪层面都是如此。在实验室里，是因为其遗传学及其在人体内的迁移是如此多样化。在医院里，是因为其疗程非常可怕，而且常常进展缓慢，持续很久。穆克吉写道，就癌症而论，“濒临死亡远胜于死亡本身，是癌症疾病的特征。”

　　穆克吉把他自己病人的故事穿插在这部癌症历史之中——虽然不总是那么顺然流畅。但这些故事都非常有感染力，文笔细腻，而且对自己不留情面：“早上走过医院，再进行一次骨髓活检，寒冷的光线在房间里划出交叉的阴影，我感到某种恐惧感向我突然袭来，一种近乎同情但从未完全体现出来的沉重感。”

　　这部史诗般历史在过去几十年期间的英雄人物是罗伯特·温伯格（Robert Weinberg）、哈罗德·瓦慕斯（Harold Varmus）、伯特·福格斯坦（Bert Vogelstein）及其他卓越的实验室科学家——他们最终弄清了癌症遗传学问题，并发现了出故障的催化剂以及释放出首批癌变细胞的“缺失的制动器”的分子序列。正如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不久前撰文表示，“现在战胜癌症已成为一个现实的追求目标，因为我们终于基本上知晓了癌症真正的遗传和化学特性。”我们或许终于为抗癌战争做好了准备。

　　作为一名医生，穆克吉对此只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正如他所说，肿瘤学中的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在失败情绪和希望之间令人不安的交替打转。”癌症是——而且可能永远是——我们人类承受负担的一部分——希腊字onkos的意思是重负（mass或burden）。正如穆克吉写道，“癌症的确是我们人类基因组内置的负担，是制衡我们人类渴求永生的愿望的沉重秤锤。”但onkos源自古印欧语系的nek一词，意思是承受负担：这种精神“有着如此千丝万缕而不可分割的人性，力图智胜癌症，活得比癌症长久并生存下来。”穆克吉现在目睹了许多病人步入癌症晚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写道，“在我临床诊治生命中最令人赞叹的时刻是目睹癌症晚期患者重获健康，遇到那些从癌症这个异国返回人间的男男女女——如此贴近地看到他们从癌症病魔手中攀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