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发现所产生的热情很具有传染性。尽管X射线和化疗的结合并不总能产生长期效果，但维尔姆斯氏瘤是第一个对化学疗法产生反应的、传染性的固体肿瘤。法伯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取得了由治疗液态癌症到固态癌症的飞跃。
　　
　　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法伯充满了强烈的乐观心态。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吉米基金会造访的人可能目睹了一种与之有微妙不同的、复杂的现实。索尼娅·戈尔斯坦（SonjaGoldstein）两岁的儿子大卫，在1956年通过化学疗法治愈了维尔姆斯氏瘤。在她看来，这家诊所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既美妙又悲惨……难以言喻的压抑，同时无法形容地充满希望”。走进癌症病房的那一刻，戈尔斯坦写道：“我感到一种兴奋的暗流，一种（持续的）就要看到曙光的感觉，尽管一再受挫，却让我依旧充满希望。”
　　
　　“我们走进一间大厅，墙上装饰着纸板火车。到病房的途中有一个看起来很逼真的停止标志，闪烁着红、绿、黄三种灯光。（孩子们）可以爬进火车头拉铃，在病房的另一端是一个实物大小的汽油泵，上面标着加油量和价格……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有一种过分自信的装饰，几乎到了如精神病院一样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的确是一间精神病院，不过是由癌症构成的精神病院，就像一个沸腾的箱子，充斥着疾病、希望和绝望。大约四岁大的珍妮，在角落里玩着一套崭新的蜡笔。她的母亲是一位迷人但易激动的女士，一直牢牢地盯着她，用像钳子一样的目光紧紧地护着孩子，盯着她弯腰挑拣各色的蜡笔。在这里，没有无意义的行为；任何事情都可能是一个信号、一个标志或一种预兆。戈尔斯坦意识到，珍妮“患有白血病，因为黄疸住院治疗。她的眼睛现在还是黄色的”。——这是突发性肝功能衰竭的征兆。和病房里许多病人一样，珍妮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她唯一关心的就是她深深迷恋的一只铝制茶壶。
　　
　　“一个小女孩坐在大厅里的手推车上，起初，我以为她的眼睛是被打成乌青的……两岁大的女孩露西患上了一种扩散到眼睛后部引起出血的癌症。她长得并不漂亮，从第一天开始就哭个不停。黛比也是如此，她只有四岁，是个天使般的小姑娘，脸色苍白，由于病痛皱着眉头。她和露西患的病一样——成神经细胞瘤（neuroblastoma）。泰迪一个人躺在房间里。我过了好几天才鼓足勇气走进去，因为骨瘦如柴的泰迪不但双眼失明而且脸部畸形。他的肿瘤由耳后开始，逐渐吞没到头部的一侧，阻碍了正常的生理活动。他通过鼻孔的管道进食，但意识完全清醒。”
　　
　　在病房各处，有一些小发明和即兴制作，这些通常是法伯自己的作品。因为孩子们常常很疲惫，不能走路，所以房间四处散置着小小的木头手推车，方便患儿相对自由地四处移动。手推车上吊着化疗用的静脉输液架，以便能随时随地开始化疗。戈尔斯坦写道：“我所见到的最凄惨的景象就是小手推车里载着的孩子，腿或胳膊上紧紧地绑着输液针，还有高高的输液架和滴管。这些合成的效果就像一艘只有桅杆却没有帆的船，在波涛汹涌的无边海面上孤独地漂流。”
　　
　　每天晚上，法伯会来到病房。他就像是船长，强力驾驶自己的无帆之舟驶过这片凶险未知的海域。法伯在每张床前停留，记笔记、讨论病情，也常常严厉指示身后的随行人员——住院医生、护士、社工、精神病医师、营养师和药剂师。法伯坚持认为，癌症是一个“总体性疾病”。这种病不仅从身体上，还从精神上、社会上、情绪上紧紧咬住病人。只有发动一场多方面、多学科的攻击，才有可能战胜这种疾病。他把这个理念称为“全面照料”。
　　
　　但尽管竭力提供了“全面照料”，死亡仍然在病房中无情地蔓延。1956年冬，大卫求诊的几周之后，接连不断的死亡袭击了法伯的诊所。白血病女孩贝蒂第一个死去。然后是四岁的珍妮，那个喜欢铝制茶壶的女孩。接下来是患有成视网膜细胞瘤的泰迪。一周后，另一名白血病患儿阿克塞尔口中大量出血而死。戈尔斯坦观察到，“死亡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形态——父母出现在孩子的病房里，正如他们之前可能定期几天探视孩子一样。一位护士把他们带到医生的小办公室，医生进来关上他身后的门。之后，护士送来咖啡。再然后，她递给这些父母一个大的棕色纸袋，里面是（孩子）全部的遗留物件。几分钟后，我们散步回来，发现另一张床空了。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