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元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

　　北京市政府昨天发出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的通告，今天上午，人民医院作为受非典型肺炎污染的医院，成为首批被隔离的区域。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零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封闭、隔离。警察、保安包围了隔离区。1000余名医院工作人员与300多例住院病人在隔离区内。 此时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所闻名全国，建院已85年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已是遍体麟伤。

　　至五月十六日零点解禁，整整22天。22天， 85年沧桑之悲壮一刻，多少情节， 多少思考……

　　——摄影/卢广

　　急救车鸣叫，人民医院人心痛， 北大人惊愕， 北京人震撼， 全国关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这座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化医院在创国际一流的奋进大道上遭遇了瘟疫的突袭。北京告急，全民参战，一场意外的遭遇战匆匆打响。没有硝烟，不见战火，SARS 这个看不见的凶险敌人，嗅不到的杀手， 以气相、液相、固相， 从外到内， 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立体地、全方位地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向首都北京扑来。

　　遭遇战是这样打响的

　　清明节，人民医院抗击SARS战役中值得注意的日子，SARS将人民医院急诊科作为攻击北京的突破口。一老者到人民医院看急诊，主诉“头晕一周”。认真、细心的急诊医师席大夫发现这个病人发烧而且肺部有啰音，为她查了血，又拍了胸片。结果很像已在广州流行并在北京已有恶名的“非典”:白细胞计数不高，双肺有片状阴影。这个当时未知的SARS病人被进行检查、诊断的全过程均是在非规范防护，无理想传染病防范的情况下进行的。尚未领略SARS身手的医务人员，问不出、找不到当时被定为“非典”患者诊断的首要前提:既往接触史。当时的诊断标准限定，患者必须曾密切接触过“非典”患者，至少曾经去过疫区。而这位患者坚称，在过去的一周内，她一直在家，没去过广东，无法想象她会在北京凭空染病，按当时的诊断标准，不能将此患者定为“非典”。然而，做为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以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将这个病人以“发热待查”，留在人民医院观察。

　　——摄影/朱志生

　　SARS攻入人民医院的机会出现了。医生遇到了医之大忌——瞒诉。事实是，该病人是一个有明确SARS接触史的SARS患者。就在她到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第二天，4月7日晚6时许，西城区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赶至人民医院，告知:该病人是一例“非典”死者的家属。在其继母死于“非典”之后，一家兄弟姐妹中已经有4人发病。事已至此，患者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另一段“既往接触史”:她曾在继母病重时去医院探望，也曾参加过葬礼。但她说，她并不知道继母得的是传染病。可怕的是，在这一接触史没有被问出之前，此患者以“发热、待查”在抢救室中滞留了两天!

　　人民医院抢救室是急诊科主结构的一部分，与注射室、急诊科主通道、急诊化验室、医院主体走廊相贯通。这种结构，对一个非传染病医院来说，是方便患者。而在SARS来到的时候，也对SARS攻入 提供了坦途。在此例SARS患者留观期间，为其工作的急诊室护士与其他医生、护士来不及装备上防范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隔离、防范用品。

　　“非典”病人已经被确诊。为防止传染，人民医院希望将该烈性呼吸道传染病人转出人民医院这个本不是传染病院的综合医院。然而， 希望总不是那么如愿，遗憾的事情发生了，可能是转运专用救护车出了意外，这个意外，使这首例SARS患者继续在不具备隔离条件的人民医院急诊室滞留。急诊室的医生、护士望眼欲穿。 整整一天，病人未能转走。雪上加霜的是，该SARS患者的弟弟也来到仓促上阵的人民医院急诊科。这个弟弟出现了姐姐的同样症状。他很怀疑自己得的是“非典”，已经跑了三家医院。尽管不是传染病医疗机构，人民医院有着优良传统，基于对病人负责这一原则，急诊科还是将这第2例SARS患者也留了下来。就这样，2例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SARS 患者，留在了不具烈性传染病防范功能的大型综合医院人民医院，躺在急诊科中。

　　惨烈的战役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科紧临北京交通要道二环路，是北京诸大医院中最繁忙的急诊科之一，每年收治病人十几万人次，仅留观病人就有6万余众。除了传染病院，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把方便病人做为建院原则之一，人民医院当然不例外。急诊科的建设努力体现了“方便就医”这一原则。急诊室、抢救室、监护室、留观室、注射室完全无障碍，也就是无隔离地通达药房包括门诊大药房、放射科、检验科、收费处甚至卫生间。这重建格局确实方便了就医。但是，这一格局为SARS的传播提供了四通八达的方便。又因为多年来缺少足够的留观病房，人民医院为达到为更多的病人服务的目的，刚刚进行了一番改建，将紧临急诊科的一处天井加盖建成新的留观室和输液室，此二室是急诊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留观室于2002年12月3日刚刚建成。200多平方米的空间摆放了27张床位，25张临时输液椅，护士站，还有医生办公室。这里没有窗户，虽有通风排风设备，但如果大批SARS病人聚集在这里，将会传染给医护人员。

　　人民医院诊断的首例SARS患者被安置在一间被称为急诊室监护室的房间。这个监护室与天井改建的留观室处在一个空间中的两个部分，跟本谈不上隔离。该监护室，一无医患分离通道，又无感染区与非感染区之分，而且与一般病人所在的留观室挨得很近。护理和治疗这个SARS患者的护士和医生在急诊室各处往返穿梭。急诊留观的病人涉及多系统疾病，心脏、神经、肾脏、呼吸、消化等。他们在这里面临着看不见，闻不到的SARS病毒。 其中1例心衰病人转入心脏内科病房，3天后发热，后被确诊为感染SARS，并感染了心脏内科8名医生、护士。2例本已发热的尿毒症患者也从留观室转入肾内科病房，后亦诊断为SARS；1例发热的血液病患者也转入肾内科所在的一病房，后诊断为SARS。尽管肾内科采取果断隔离措施，但是在防护设备紧缺的抗SARS战役早期，还是有一位年轻护士染上SARS。1例因脑血管疾病留观过的病人也被感染SARS，转入神经内科后发病。人民医院刚刚引进的学术带头人，神经科主任因到急诊科查看这例患者染上SARS。呼吸科医生也被SARS感染。事态在发展，情况是严重的。医务人员被感染的现象表明，在人民医院，SARS已不仅仅是在急诊科，而是立体的，全面地攻入全院。

　　4月8日，在首例SARS病人来到后的第3天，首批被SARS 感染的4位急诊科护士倒下。

　　转不走的SARS病人要治疗，非SARS病人与工作人员要保护，感染要避免，疫情要控制。急诊科的医务人员、人民医院的领导已经意识到那个天井改建的留观室、注射室已被SARS病毒污染，一旦病人进入，就有被传染的可能。艰苦的、从毒窝向外疏散病人的工作开始了。由于病人对SARS疫情乏知，看到里面病人刚刚转移走的空床，认为不让他们进入是拒诊，一些人往里冲……病人还在增加。4月7日晚，就在第一个SARS病人被确诊的时候，人民医院决定自建SARS病房，以隔离SARS病人。医院连夜安排施工，后勤总务人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迅速将太平间附近的洗衣房改建为传染病房，按标准分设了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9日16∶00，人民医院简易SARS病房建成，2间屋子，7张床位。首例SARS患者和她的弟弟终于在人民医院被隔离起来。

　　——摄影/卢广

　　年近花甲的肝病科副主任孙焱副主任医师，留美学者、呼吸科副主任、高占成副教授，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副教授，崔玉贤护士长临危受命率领多名医生、护士开进SARS病房，在这场与SARS的遭遇战中，人民医院摆开反击的阵势。此后又有肝炎所所长魏来教授、肾内科副主任张学武副教授领衔进驻这个SARS病房。在与SARS拼博的战斗中，孙焱教授不幸染上SARS，病危。到11日，急诊科已经有6位护士病例。人民医院人没有退缩，前仆后继。

　　去SARS病房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和优秀共产党员、白衣卫士、急诊科党支部书记丁秀兰两位急诊科领导争抢着进入这个生死难卜之地。朱教授以自己年轻为由，硬争不退进了SARS病房。可是，朱教授哪里想到，就在他在SARS病房中与瘟疫厮杀的时候，急诊科里的发热病人、SARS病人越来越多，有若涛涌。我们的事业是对人民负责，防止非SARS病人被感染。急诊科85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场景出现了——急诊科的医务人员站在急诊科大门外，劝阻人们不发热就不要到人民医院急诊科来。天那! 扁鹊、华陀，你们可曾想到晚生后辈无奈到如此地步，以这种做法爱人、救人?在那百年不遇的日子里，作为不知疫情凶险的病人，曾不解、曾愤怒。今天，在他们回首庆幸自己安然避过SARS劫难的时候，终于可以理解人民医院同志们当初的良苦用心。

　　丁秀兰教授，年近半百的中共人民医院急诊科党支部书记，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身先士卒带领忠于职守的急诊科医务工作者与SARS拼搏。急诊科输液室中吊瓶一个挨着一个，每天有100多人前来进行静脉输液，而这100多输液病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发热病人。哪一个是SARS ? 谁又可能被感染SARS ? 医生、护士在这些病人中间谈话、操作、巡来视去， 丁秀兰主任面对林立的输液管路，面对痛苦的患者，面对忙碌的同事心急如焚。一位高风亮节的共产党员，一位德才兼备的学科带头人，一位仁爱贤良的长者，一位极富责任心的白衣卫士，在这场SARS遭遇战中血战，直到染上SARS病倒，以身殉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戴谷音同志，对人民医院职工的安危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她在迎战SARS的日日夜夜里，为医院各科室排忧解难，为精神上支持、鼓舞全院员工与SARS拼搏，发挥着凝聚人心作用。她曾和白衣卫士丁秀兰多次促膝商讨有关抗击SARS的事宜，她多次深入科室来到抗击SARS一线解决急待落实的各种问题。不幸的事发生了，由于在SARS病毒感染区出出入入，频繁密切接触SARS病毒携带者，戴谷音同志感染了SARS，成为人民医院唯一被SARS击中的院级领导干部。

　　人民医院抗击SARS的战役是惨烈的。短短的20天，前后89名员工染上SARS。急诊科25名工作人员被诊断为SARS患者。两人因抗击SARS殉职。在人类取得抗击SARS战役胜利的时候，历史会记得，就在人民医院被隔离前这短短的20天里，经人民医院诊治各种发热及SARS 患者8000人次。

　　隔离区，战斗在继续

　　伤痕累累的人民医院，在隔离警戒线内，继续顽强地进行战斗。参战者中包括人民医院的精英们，他们是:中华医学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北京医学会，国际医学组织的委员、常务委员、学组负责人、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中流砥柱，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科室主任、副主任。他们中的多数是党和国家培养成才的新世纪学科骨干，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他们或在病房照顾病人，或在一起商讨围剿SARS的战略、战术。他们是反击SARS的先锋。

　　在SARS肆虐的日子里，发热、咳嗽是和不安、恐惧、回避、隔离相联系的。人民医院改革办公室主任，德国留学归来的超声医学专家毛汛教授在隔离区里主动上岗的工作是，一旦院里出现SARS 或SARS 疑似患者，反而来到这个同志身旁，陪着他们照胸片、化验白细胞，并送他们进入发热病房或SARS病房。这一工作是及时诊治、隔离患者，保护健康人群的，有着双重重大责任的危险工作。但是，这责任、这危险是毛教授主动请缨来的。

　　专家，学者勇担消毒重任。要在隔离区空间内彻底消灭SARS病毒，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关系到仍在医院内滞留300多病人和1000多医务人员的安危。 门诊大楼7层，病房大楼12层，科研楼……。数十万立方米空间，间间处处，每一寸地方都要喷上几遍消毒液，反复污染区甚至喷上十几遍。副院长、创伤骨科专家、博士生导师、创伤外科主任姜保国教授， 心脏介入学专家王伟民副教授等专家，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他们手持消毒液喷枪把成吨的消毒液一遍又一遍喷向医院的各个角落，不知吸进了多少环氧乙酸、福尔马林，眼睛被环氧乙酸烧肿、灼红。与专家、教授一起为消毒而战的队伍中不乏医生、护士、干部、工人，个个奋勇，人人当先。SARS病毒含量极大。卫生间、浴室的防SARS病毒播散工作若有漏洞，SARS的传播就会加剧。当时，内部被SARS病毒严重污染的办公区居住了近500工作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与SARS患者有过密切接触，虽未发病，是否携带病毒?是否排出病毒?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发病，发病前后是否经消化道排出病毒?隔离后的人民医院内仍在出现新的数以十计的SARS患者。人民医院领导以清醒的头脑，战略的眼光，不失时机，狠抓隔离区内的隔离工作，为隔离区内不再有一人感染SARS做了大量工作。

　　在隔离区内还有两支令人起敬的队伍，一支是膳食科食品供应大队，另一支就是卫生清洁大队。这两支队伍的同志们多数来自农村，他们中没有本科生、研究生，但是他(她)们深明大义，在人民医院的危难之际投入抗击SARS的战役中。他们保证了隔离区内1300多医务人员、住院病人的一日三餐，餐餐热饭到手。笔者的72盒饭菜，就是由这支食品供应大队送到手中。全院大量生活垃圾、医用废物就是由那支卫生清洁大队的兄弟姐妹们及时清除干净，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医院围剿SARS战役的胜利。

　　在那难忘的SARS遭遇战中，人民医院人经历了触及灵魂的日日夜夜，多少仁人，多少志士咬紧牙关，拼搏奋战，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专家教授冒着被SARS感染的危险，主动从院外赶到隔离后的医院，进入自己的工作岗位，坚持为SARS污染区中的病人进行治疗。人民医院各科室、各部门的人们在这世纪瘟疫面前经受了考验。

　　黑云压城的日子过去了，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仰望圣洁的蓝天，五星红旗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又踏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