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IBD好发于30岁前的成年人，可累及直肠、回肠、结肠甚至全消化道[1]。常见的体征和症状包括腹痛、腹泻、便血、疲劳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等，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扰。

在全球范围内，IBD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许多地区患病率都已超过0.3%[2]。然而，IBD的病因尚不明确，目前已知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年龄、种族、家族史和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等。

IBD发病部位示意

近20年，LGBTQIA+群体在美国不断壮大(L表示女同性恋者，G表示男同性恋者，B表示双性恋者，T表示跨性别者，Q表示疑性恋者，I表示双性人，A表示无性恋者)，至2022年，占据全美总人口的7.1%，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群。然而，IBD在不同性取向和性行为人群中的流行病学资料目前尚缺乏。

2022年9月1日，消化领域顶级期刊Gut在线发表了一项针对美国LGBTQIA+人群进行的IBD研究结果[3]，这项研究由凯斯西储大学消化健康研究所完成，首次披露了有高危同性性行为的男性罹患IBD的流行病学数据。

他们发现，相比于高危异性性行为的男性，高危同性性行为的男性IBD发病率显着升高，达到2倍多，提示男男高危性行为可能是IBD新的危险因素。

这项研究基于凯斯西储大学对美国58家医疗机构2002年至2022年这二十年医疗数据的回顾性分析。

研究伊始，研究人员首先把有明确性取向的成人纳入队列，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排除双性恋，然后再根据IBD的患病情况，是否确诊为CD或UC，对同性恋和异性恋群体进行患病率统计和亚组分析。高危性行为的定义是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性接触或拥有多个性伴侣。

研究结果显示，共有11845名成人进行过高危同性性行为活动，其中91人(0.77%)是CD患者，148人(1.25%)是UC患者。高危同性性行为的成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有10795人，女性有498人。

10795名进行高危同性性行为的男性，确诊为CD的有86例，占比0.8%，确诊为UC的有136例，占比1.26%，IBD患病率合计高达2.06%。进行高危同性性行为的女性有5人被诊断为CD，8人被诊断为UC，由于人数过少，研究人员未对女性进行分析。

同期有60755名进行高危异性性行为的男性，确诊为CD的有298例，占比0.49%，确诊为UC的有314例，占比0.52%，IBD患病率为1.01%。

这表明，与高危异性性行为相比，高危同性性行为使男性罹患IBD的风险加倍，其中，CD和UC的风险分别增加64%及145%。

高危异性性行为男性IBD患者和高危同性性行为男性IBD患者的一般情况

亚组分析中，研究人员还发现，在CD患者中，有高风险同性性行为的男性更有可能患有肛周疾病，包括肛周脓肿和直肠脓肿，以及结肠和小肠疾病。在症状严重的UC患者中，有高风险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也更有可能接受结肠部分切除手术。

和健康人相比，IBD患者存在肠道菌群的异常，而肠道菌群是肠道免疫损伤过程的重要触发因子[4]。据此，研究人员推测，高危男男性行为的男性CD和UC的患病率增加，可能是由于他们的性偏好和性方式影响了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

此前有研究表明[5]，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肠道菌群比男女性行为人群的更丰富和多元，同性性行为男性的肠道富含普雷沃特氏菌(Prevotella)，而异性性行为男性的肠道则大多数富含拟杆菌(Bacteroides)。

此外，由于观察到CD的感染高峰年龄和性传播疾病的感染高峰年龄相吻合，研究人员还考虑了肠道微生物在个体之间的性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表明[6]，同性性行为男性肠道内的溶血性内阿米巴(Entamoeba)、志贺菌(Shigella)、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a)和弯曲杆菌(Campylobacter)等病原体侵入性感染发生率增加，与通过口——肛接触的大肠菌群风险增加相一致。

研究小组组长、凯斯西储大学胃肠病科主任Fabio Cominelli教授

总而言之，正如本研究的发起者——凯斯西储大学胃肠病科主任Fabio Cominelli所言，“这是首个基于大规模LGBTQIA+人群的IBD队列研究。与有高危异性性行为的男性相比，高危同性性行为的男性CD和UC患病率升高，表明高危同性性行为会大幅增加男性罹患IBD的风险。”

该项目已追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额外的研究资助。据了解，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前瞻性研究，以进一步确认高危同性性行为的男性IBD患病率的增加、特定性行为与CD和UC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LGBTQIA+人群的血浆、组织和粪便样本以及肠道微生物组分析，以探究肠道菌群在IBD发病中的潜在作用和详细机制。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有望为IBD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阐明IBD的发生发展，并制定个性化的精准医疗和治疗策略，同时有助于消除LGBTQIA+群体的疾病耻辱感。

参考文献

[1] GBD 2017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Collaborators.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5(1)：17-30. doi：10.1016/S2468-1253(19)30333-4

[2] Ng SC， Shi HY， Hamidi N， et al. Worldwid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the 21st centur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Lancet. 2017;390(10114)：2769-2778. doi：10.1016/S0140-6736(17)32448-0

[3] Mansoor E， Martin SA， Perez A， et al. Epidemiology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 men with high-risk homosexual activity.Gut[Epub ahead of print]. doi：10.1136/gutjnl-2022-328218

[4] Nishida A， Inoue R， Inatomi O， Bamba S， Naito Y， Andoh A. Gut microbiot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Clin J Gastroenterol. 2018;11(1)：1-10. doi：10.1007/s12328-017-0813-5

[5] Noguera-Julian M， Rocafort M， Guillén Y， et al. Gut Microbiota Linked to Sexual Preference and HIV Infection. EBioMedicine. 2016;5：135-146. Published 2016 Jan 28. doi：10.1016/j.ebiom.2016.01.032

[6] Segal AW. Making sense of the cause of crohn’s - a new look at an old disease. F1000Res 2016;5：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