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月1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作出部署。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无论主持高层会议还是开展实地调研，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均提出疫情是一次“大考”。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立足当前、放眼长远，通过此次会议聚焦疫情防控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正是力求以“制度”答卷回应疫情“考题”。

明晰制度作用：着眼长远寻求可靠保障

面对如何解决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体系”“机制”“制度”等词语在此次会议上被习近平多次提及。

“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梳理发现，其中既涉及宏观决策部署，也涵盖微观操作措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表示，疫情防控工作如果放眼长远，稳定有效的制度保障必不可少。习近平总结疫情防控的表述并非“就事论事”，而是针对暴露出来的短板着手于当前，着眼于长远。“充分明晰制度作用，因此将体制机制建设作为工作部署重点。”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健认为，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理清“人与制度”的关系，“仅仅依靠个人对于疫情的英勇抗击并不够，还需要从制度上作出安排，以保证应对效率最大化。”

“在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中国的人口流动、城镇化水平等方面均发生巨大变化，需要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更新和细化，使优秀经验得到吸取，将有效做法得到固化，让各方责任得到落实。”常健说。

展现制度逻辑：周密举措细化部署安排

面对疫情“大考”，习近平在会上分别从法治保障、疾病防控体系、疫情救治体系、医疗保险救助制度、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方面作出改革部署。专家认为，从立法到预防，从救治救助到物资保障，周密的部署安排体现出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性要求。

对于如何理解中央决策层的制度改革措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表示其背后反映出两条逻辑线索。其一，可对应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应急法制、体制、机制，从多维度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其二，可对应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流程管理，从重大事件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来进一步提高防控能力和效率。

薛澜指出，从立法到预防均是“事前”进行风险防控，避免“大疫”发生;“事中”则需要建立统一高效的指挥领导体系来有效应对;“事后”则涉及到各方善后处理，包括通过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来解决患者和医院“后顾之忧”。

戴焰军进一步分析称，所谓“制度建设”并非局限于某一环节，制度体系的完整逻辑链条体现出周密部署，分别对应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关键问题。“健全疫情防控体系并非一朝一夕，通过完整周密的部署对于着眼长远具有根本性意义。”

提升制度针对性：问题导向直面短板漏洞

习近平在会上提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外界注意到，疫情发生以来，这并非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提“短板”与“不足”，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策更有助于提高制度建设的针对性。

例如，此次疫情暴发被认为与野生动物非法售卖密切相关，习近平提出，“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针对防疫期间地方供应物资持续短缺，习近平指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规范质量标准”。对于基层防控能力不足等问题，习近平强调，“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对此，薛澜表示，相关部署安排体现出问题导向和直面矛盾的态度。针对当下出现的问题，决策层抓住短板、弥补漏洞，“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坚持过往好的经验，吸取新生问题的教训，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加强制度建设。

“直面问题和短板既能提升制度建设的针对性，也能有效避免由疫情引起的次生风险。”常健指出，问题导向充分表明中国领导层的态度，是对社会公众关切的正面直接回应，从制度建设方面探索如何更理性、有效地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