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药价格狂涨，人民日报“怒”了!

7月29日，人民日报一连发表“药价怎么了”及“常用药涨价别太任性”两篇文章。其内容主要是通过记者的线下采访，问民生，听民声，反映百姓真实的健康获得感。

采访中，有患者表示“一盒药就要好几十元，一般要开好几盒，同时还要开很多种，这次感冒光买药就花掉将近1000元。”且该费用还是在患者感冒未痊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还有患者惊异地说道“我是真没想到现在药这么贵，两盒肠炎宁就将近100元。”其话语中透露了老百姓对药价上涨的无奈，也揭示了常用药市场的真实现状。

被媒体盯上药价“高涨”的那些产品

实际上，常用药涨价已经盛行为“一种常态”。早在今年2月，北京日报及健康日报等多家媒体发文，多款常用廉价药、部分家庭常备中成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甚者有的药品3年累计涨幅高达600%。网友趣评“药价涨幅赶上房价”。

不仅上述这些药品价格上扬，据健康日报统计，一大批家庭常用中成药自2018以来，涨幅屡创新高。川贝枇杷糖浆由原来的19元/瓶涨到了29元/瓶;云南白药气雾剂由27.3元/盒上涨到41.6元/盒;桑菊银翘散由20元/盒涨价至38.5元/盒;复方黄连素片由8.8元/盒上涨至12元/盒;清肺化痰丸由16.4元/盒上涨至28.5元/盒;必康股份旗下的黄连上清片提价幅度超过100%、强力枇杷露提价幅度约50%、安胃胶囊和小儿感冒颗粒提价幅度均超过20%。

除了常用药，甚至一些救命药动辄涨价、短缺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健康日报曾发布了一份急救药涨价的清单，如重酒石酸间羟胺注射液自2015年从0.7元/支，涨价至42元/支，上涨近60倍;氯解磷定注射液自2015年从19元/盒，涨价至990元/盒，上涨近51倍;碘解磷定注射液自2015年从1.94元/支，涨价至98元/支，上涨近50倍等临床急救药。其中，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及地方药械招标官网上的“常客”当属硝酸甘油片，该药此前在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出现无货供应的情况时有发生，数倍涨价、药荒的现象让百姓“怨声一片”。

人民日报评“常用药涨价别太任性”

人民日报提及，因诸多原因的叠加造成了常用药涨价、药荒的现状。其中，从客观因素看，这和原料供应的季节变化有关。很多药是从动植物中提取的。动植物有特定生长周期，会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在数量上出现季节性变化。因此这期间药品产量也会出现波动。

从主观因素看，这和药企利益有关。廉价常用药给药厂带来的利润往往不高，且容易受上游企业原料价格变化影响。如果药厂算账下来，生产廉价常用药不赚反赔，那就很难保证常用药的正常供应。更复杂的是，由于医药行业存在一定特殊性，相关产业链市场竞争并不充分。比如，当原料生产供应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相关企业就可能形成垄断，主导原料价格，导致药品随之涨价。比如，当药品流通过程中出现垄断、“包销”，也可能导致涨价。相关调查显示，近段时间以来多种药价非正常涨价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不法商人串通垄断药品原料，哄抬药价牟取暴利，且已呈现组织化、常态化。

药价乱象丛生，百姓“苦不堪言”。国家层面近几年出台了多种监管措施，如开展短缺药品的检测和预警工作，搭建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系统，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但成效“甚微”，部分药品还是“任性”涨价。就在本月，网上流传一份国家医保局的《关于做好现阶段药品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其指出依托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建设全国药品公共采购市场，统一编码、标准和功能规范，推进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政策联动，综合运用监测预警、函询约谈、成本调查等手段，逐步完善具体方式方法，建立健全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机制。按照“保障药品供应优先、满足临床需要优先”的原则，采取鼓励短缺药品供应、防范短缺药品恶意涨价和非短缺药品“搭车涨价”的价格招采政策，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可以看出，该公告对药价的监管犹如一张铺展的“网”，将药价的“真实身份”袒露在阳光下，是涨，是降，监管系统说了算!

这份《通知》虽为流传，但国家将药价监管一直摆在医改的重要位置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药价监管经历了不同的改革时期，直至现有的4+7带量采购让部分产品迎来了降价潮，而这一采购机制核心——“以量换价”也或适用常用药。

药价的“弹簧式”监管

其实，关于药价的监管，历来就是一个“千古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关于药价的监管经历了“收”与“放”的探索期。

收!20世纪90年代，在政府定价放开的情况下，药价飞涨

1996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又于2003年将原国务院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颁布《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正式重新掌握药品定价权，开始开启一系列降价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发改委在1997年至2015年间共计实行降价30+次，但每次降价之后市场的反馈似乎都很尴尬。一旦出现降价的情况，药品就随之停产消失，然后又出现同适应症的其他高价药，于是发改委又进行新一轮的降价，如此循环往复，一波接一波。

2015年5月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规定自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政府制定的原药品价格，药品实际交易价格重归市场规律。发改委降价的时代就此告一段落。

放!药价回归市场，药占比模式控价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17年底之前城市公立医院的药占比要下降到30%。根据官方定义，药占比=医院药品收入(药品收入-中药饮片收入)/医疗收入×100%。

在对药占比的要求中，明确的公式，明确的比例要求，让降低药价的改革又走向另一个绕不出来的圈子。为了控制药占比，又为了保有药品的收入，改动其他医疗收入(分母)成了一个解决办法。不仅可以让药价不至于很低，还提升了其他医疗费用。

可以看出，药价的监管无论是“收”还是“放”，降价的趋势并不明显，反倒是各种“花式”涨价此起彼伏。比如说部分产品常以原料药短缺“背锅”，伺机涨价;新瓶装旧酒，上演“旧药新用”的涨价套路。

当然了，在“收”与“放”似乎“不奏效”的情况下。2018年至今，国家及地方政府针对“千古难题”出台了多项政策，如构建医联体、鼓励社会办医、促进诊所发展试点、实施4+7带量采购、开展DRGs试点、、建立医保支付体系、制定重点监控目录、调整医保目录、建设医保信息化和标准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确实让部分产品的价格降幅效果显著。试想，在药价涨势“如虹”的情况下，若常用药或基药也按照4+7集采模式进行，那么百姓势必会齐声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