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美国国家医学院公布了今年新增选的院士名单，香港大学学者梁卓伟就是其中当选的一名外籍院士。

在香港，梁卓伟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以下简称“港大医学院”)第四十任院长，还曾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及第五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拥有政府工作的经历。

2003年，香港是非典疫情蔓延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此期间，梁卓伟建立并率领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小组，并在2009年主导特区政府抗击H1N1流感大流行。因此，梁卓伟可以说是香港应对流行病体系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10月16日，梁卓伟在广西桂林参加“十如论坛”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舆论对“为什么有了药却不能用在真正需要的病人身上”的思考，也正是梁卓伟在公共卫生领域一直关注的问题。

梁卓伟认为，在内地，病人最大的局限主要在于，并非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大城市，有的人由于身处偏远的农村或县城中，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做诊断。“全民医保的概念怎么深入到农村，一位病人如何在最近的医院得到最好的诊断、用药，这是一个问题。”

2012年7月，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开始运营，致力于深化深港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资源互补整合，创新公立医院管理新模式。

“多年来我们与内地的医院、医学院开展了多种合作，最主要的是要做好两方协调、体系融合。”梁卓伟表示，近年来香港慢慢开始参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医疗经验，而现在要做的就是，与内地的制度接轨。

梁卓伟坦言，“做医疗要善于运用不同的方法，英美在这方面走在前沿，但香港还是要经常回内地看看，内地在某些领域也拥有更加前沿的经验。”

澎湃新闻：你在今年10月刚刚获得了美国国家医学院外籍院士称号，对于这个称号，你是怎样看待的?

梁卓伟：我个人对于这次当选是非常意外的，我从事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做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想过公共卫生科学可以得到传统科学家的认同。传统医学比较看重基础研究，研究怎么把病治好，研发新的疫苗和药物。而在过去十几年里，因为出现了几次较大的疫情，比如香港经历了1997年的禽流感、2003年的非典，这使得公众对于公共卫生领域所做的工作有了更多的认同。因此，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整个公共卫生领域的认同。

澎湃新闻：能够简单介绍一下公共卫生与基础医学的不同之处吗?

梁卓伟：基础医学是在实验室研究人类发病的原因、临床表现、如何治疗等最根本的方面，经过转化医学研究生产出了新的药物，如何使病人真正获得这些药物，这就是公共卫生的问题。为什么有了药却不能用在真正需要的病人身上，这个问题就是公共卫生领域要去探讨和解决的。

澎湃新闻：你觉得有哪些措施可以更好地使病人用到他们急需的药物?

梁卓伟：在内地，病人最大的局限在于，并非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大城市里，有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但由于身处偏远的农村或县城中，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做诊断。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里有世界最好的医疗团队，但全民医保的概念怎么深入到农村，一位病人如何在最近的医院得到最好的诊断并用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云南，通过先进的分流系统，拉近医院拥有的资源，病人享受同样的治疗，这才是成功。

澎湃新闻：近几年香港和内地的医疗合作越来越多，比如成立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你认为如何促进香港和内地在医疗体系上的融合发展?

梁卓伟：多年来我们与内地医院有多种合作，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好两方协调、体系融合的工作，我们服务的是老百姓，必须跟同行，尤其是内地的同行互补优势。病人是不分地区的，香港的医院接诊过不少内地的病人，因此香港的医学院要训练学生看得懂内地的医疗方式。不能同等地治疗来自世界各地的病人，就无法当一个好医生，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建立就是看到了这方面的需求。港大医学院与内地最好的8家教学医院形成了一个联盟，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如何做国家最好的医学院，如何起到示范的作用，如果成功了，整个医疗界可以参考和借鉴，促进我们在2030 年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

澎湃新闻：融合中会不会遇到挑战?

梁卓伟：香港过去100年是参考英国的一套医疗体系，但近年来英国出现政治动荡，比如脱欧，这对医疗同样有影响。因此，近年来，香港慢慢开始参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医疗经验，来改变自己的医疗制度，并拉近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制度联系，保持环球视野，而现在要做的就是，与内地的制度接轨。港大医学院很幸运地可以与内地各大医学院进行交流，我们经过大量的讨论以后慢慢有了共识，这是非常好的。

澎湃新闻：目前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融合方式?

梁卓伟：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可以说是过去五六年才真正实现与内地医疗制度的接轨，融合使我们的舞台更宽广。不仅仅是深圳，我们可以与全国的医院有更加深入的交流。比如，去年暑假，我们的学生与内地医学院的学生一起做健康扶贫的工作，香港与内地的年轻人真正在一起学习，促使我们在基础教育方面做更加积极的改变。过去二十年，内地借鉴了很多香港的经验，但内地临床的机会更多。我经常跟同事说，做医疗要善于运用不同的方法，英美走在前沿，但香港还是要回内地多看看，因为内地在某些医疗领域也有更前沿的经验。香港虽小，但始终是开放的。

澎湃新闻：你曾在政府工作过，如今又回到学校做研究，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你有什么影响?

梁卓伟：我的临床职业是家庭医生，专业是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如果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没有在政府工作过，光有理论、学术层面的贡献是不够的，因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理论最终的作用是用到政策中，实施到民众身上，真正好的建议、优秀的理论就应该成为政策。

政府的工作压力很大，也很辛苦，但这样的经验非常好，使我能真正应用自己研究的结果。我现在回到大学继续做研究，有了政府经验，也会知道政府做决策的程序和实施的困难，这会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实用性。学者提出批评和建议是容易的，但很少有机会知道决策的局限性。我现在就会知道一个理论是现实还是不现实的，如果不现实，我的责任就是另外找一条路使它变为可能。理想主义者是好的，但如果不能把健康带给所有的老百姓，那就没有用了，这就是我们当医生最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