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缓和医疗早已是世卫组织全球癌症预防和控制策略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但在中国，仍旧鲜为人知。我们传统的医学教育里面，只教生、老、病，没有教死，死亡是医学的失败，也是汉民族的传统心理弱势。

对于李晓而言，将母亲送往康宁科，是“经过多方考虑之后”的一个选择。而康宁科入口处的标语则点明了李晓母亲的命运，她走上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公里”。广州市市桥医院的康宁科是一个提供缓和医疗的科室，缓和医疗是主要以缓解病人病痛为主要目的的医疗手段，不主张使用令人痛苦的有创救治法，主要采用吗啡、心理疏导、音乐疗法、芳香疗法等来解除疼痛和不适，在最小伤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实现“尊严死”。

李晓的母亲今年80岁，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全身瘫痪，在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之后，李晓不愿把母亲接到家里受苦，她认为请来的护工既无医疗经验，也不能做到24小时看护，而康宁科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李晓是家中的独生女，需要独自担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她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只有闲暇时才能抽空来医院给母亲梳头、擦拭。

和所有住进康宁科的病人一样，李晓的母亲预期生命不到6个月，康宁科的病患大都罹患恶性肿瘤，或致命的慢性病。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刘晓红曾表明，慢性病已经成为老年人主要的致残致死病因，这需要连续性慢病管理，在维持器官功能的同时解除不适症状。点滴和电针灸是康宁科使用的最主要的医疗手段。

缓和医疗区护士的手推车上，都是一些基本的用以维持生命的药物(例如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以及血压表等测量医疗器械。让母亲舒适的离开是李晓的心愿，她坚持不抢救、不插管、不开刀，不想让病痛继续折磨母亲。

病人家属来看望病人时经常会带来一些花卉。“死亡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解脱”，李晓说。之前为了给母亲治病，李晓就已经在大医院花光了所有的积蓄。ICU里的医疗费日均5000元，现在在康宁科，李晓每天花费330元，其中人工护理费80元，而人工护理费并不在医保报销行列。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胡定旭递交了《在中国实施缓和医疗刻不容缓》的提案。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该提案并没有被采纳。在文化背景相似的日本，将缓和医疗纳入医保后，99%的日本人选择通过缓和医疗步入死亡。

“害怕离开”是临终者普遍的心理，很多临终患者希望抓住一切救命稻草。一位业内专家认为“这种观念会增加许多无效的医疗，使得医疗费用上升。”据公开资料显示，每年中国有270万癌症患者死亡，他们花掉了毕生70%以上的积蓄，占去了国家20%的卫生总费用。在面对一些情绪激动的病人时，为了避免他们伤害到自己，护工不得不采取一些不那么温和的方法。

刚来到此处的小刘，在护士来给他挂吊瓶的时候大声哭喊，不断重复着“我不想死”和“救命”。在康宁科，少有能坦然面对自己病况以及生老病死的病人。大多数刚来到此处的病人，无论老少，都是拒绝接受既定命运的。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刘端祺认为“避讳谈论死亡是汉民族的一种心理弱势。”

由于环境与其他病房无异，李晓的母亲虽然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是并不知道康宁科的性质，只把它当成普通的“住院”。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亚洲缓和医疗排名第一的是台湾，中国缓和医疗服务的普及性不足1%，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北京、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对于缓和医疗，目前中国尚没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导。人们对死亡讳莫如深的态度与政策方面的不积极交织在一起，让缓和医疗在中国难以推进。

目前康宁科的有6个医生、15个护士、24个护工以及103位患者，科室里每个护工都要负责好几个病房，除非特别原因，他们几乎需要全年上班。护工短缺是市桥医院诸多窘境中的一个。康宁科主任黎梓雯介绍，由于缺乏政府专项投入和资金支付，医院需要自负盈亏，为了维持基本的运营，科室只能减少人力成本开销，繁重的工作量往往使医护人员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