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体的故事：进化、健康与疾病》，本书提出慢病的根源是人类生物学的进化极为缓慢，需经过数十数百代的漫长进程，而人类的文化进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都极为快速。短短的30~40年，变化天翻地覆。

本书作者丹尼尔·利伯曼指出，尽管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众多的文化变化也改变了我们的基因与环境作用，诱发了许多健康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失配性疾病”——我们现有的与旧石器时代相比在生物学变化不大的身体，根本不足以或不能适应快速改变的现代环境和行为导致的疾病。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由于人们吃东西咀嚼的动作越来越弱化，人类已没有充分发育的下颌骨容纳牙齿的排列，“智齿”成为儿童牙科常见的要处理的病痛。

尽管生物医学技术针对患病、疾病复发，甚至进入终末期的病情大展身手，日益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但带病生存不仅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生活质量下降，也大量消耗着医疗卫生资源。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已成为精准扶贫攻坚战的重大挑战。

2014年的数据显示，首都户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超过了80岁，但健康期望寿命仅60岁左右。肥胖、代谢综合征、2型 、焦虑/抑郁等疾病的发病率在不断攀升，而这些以亿计数的疾病不仅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几乎闻所未闻，在我从医近30年中也十分少见。

丹尼尔·利伯曼预言：“将来我们的星球上将有越来越多的患有各种慢病的胖子，他们将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经受更多的痛苦。”

“失配性疾病”的源头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行为和人们基因的相互作用。当下应对其严峻挑战的对策都是“失配”的，甚至舍本求末。具体表现在：把大量的资源消耗在得病、复发和进入终末期的疾病救治上;认为“现代医学”(西医)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是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忽视甚至忽略“失配性疾病”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大量的医疗机构与数百万医生坐堂行医，重治轻防或只治不防。其在研发生物医学治疗技术上“深挖洞广积粮”——一个重要的根源是医疗的趋利，“钱”惹的祸。

做预防是个时间久的慢功夫，不易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研发针对得病后治疗的生物技术产品——药品与支架，研发者与使用者可获得巨大的功利——名与利，有巨大的吸引力与助推力——激励!因此，什么挣钱，干什么，什么级别医院都无需动员，都有动力与积极性做。而做预防，包括二级预防/康复，大医院普遍认为“不挣钱”，缺乏兴趣与动力。众所周知，预防第一是没有争议的常识，却常停留在口号上，难以落实，不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