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在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是人，不是神，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治愈所有患者。虽然如此，绝大多数医生都在追求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期治愈更多患者。但医学天然就是一门有遗憾的科学，当遇到极其复杂疑难病症之时，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与风险相伴，在这种时刻，医生最需要的就是患者的信任。

十几年前，昆明的一位同道陪我去云南的德宏州——一个很偏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旅游。事先我们联系到了当地医院的一个骨科主任，请他帮我们安排在当地的行程。但当我抵达德宏时，他正在忙着准备上一台截肢手术。

那时候我在云南的同行中已经有一些名气了，因为那个即将被截肢的病人是这个骨科主任的亲戚，所以他在最后时刻想到了我，想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助他的亲戚把脚保住。

他当时很无奈地对我说：“郭教授，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不截肢，伤口就长不上，一直换药的话农民家庭也承受不起。可如果截了，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劳动了。您能不能给会诊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把他的脚保下来。”

我原本是要去旅游的，他这么一提，出于医生的责任心，我说那去看看。

患者是当地的一个农民，30多岁，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因为一起车祸，车轮从他的脚背上碾了过去，一只脚背上所有的皮肉全没了，骨头外露。按照当地医院的技术水平，要想避免继发感染，保住患者的命，这只脚只能截掉。

这个患者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其实并不算很复杂，如果是在西安我原先工作的医院，我有很大的把握可以保住这只脚。

但这是一个地处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医院，医疗条件特别差，手术必要的软硬件条件都没有，我对于要不要做这个手术非常犹豫。而患者家属知道我有可能帮忙把脚保住，非常激动，再三提出让我来试一试，他们表示做不成功再截肢也不迟。

对于我来说，我是来旅游的，并不是这里的医生，这个患者也不在我的责任范围，我完全可以拒绝。更何况在这种就医环境下，做这个手术是要冒险的。可是，我深知一只脚对于一个农民和他的家庭来说有多么重要。

这个手术的方法是从患者背上取一块带血管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医学上叫游离皮瓣)，转移到脚上，将脚背的伤口补起来，方法已经很成熟，我平时做这样的手术把握也比较大。但是做这个手术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需要显微镜。这属于显微外科，因为血管只有一两个毫米，我必须把血管吻合、接通。第二，我需要一个助手，显微外科手术一个人做是很难的，而且对于医生的技术要求很高，需要特别稳的操作，手稍微一动，在显微镜下就已经偏移很远了。这类似于在米粒上雕字的技术，虽然我可以控制很好，但如果助手的线牵不好，手术也是没法做的。

这个骨科主任当时就对我说：“教授，这个容易，我这儿有一个医生在上海进修过，上过一些断指再植的手术，可以当您的助手。”

我说好，人的问题解决了，再去看显微镜。

我看到的显微镜，上面全是灰尘，锈迹斑斑。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显微镜不是整形外科用的，而是眼科用的。如果助手和我同台手术的话，我们需要对面操作，需要的是180度的显微镜，助手牵拉，我缝血管。但这个显微镜的主刀与助手镜头是90度，无法实现两人同步操作。而最让我感到绝望的是镜头下的视野很模糊，这是一台老掉牙的国产眼科用显微镜。

看到这个显微镜的一瞬间，我就明确地知道，如果我要做这个手术，意味着没有助手，“孤军奋战”，并且是用最差的显微镜做手术。

手术的器械也非常差，很大一部分都经久未用，生了锈，而且是从其他科室东拼西凑凑来的。

没有助手，眼科的一台老旧的显微镜，器械很差，就是我当时面临的状况。

我当时在想：这不就像是战地医院吗，我的身份就是军医，现在是在战场上，就只有这个条件。这只脚已经准备截了，家属也签字同意了，虽然手术条件差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我成功了，把他的脚给救回来，这该多好!

抱着这样的念头，我上了手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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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取皮瓣对于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很容易，取了皮瓣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开始缝血管，一条动脉两条静脉，一共三条血管，每条血管要缝合十余针，要把一个多毫米的血管都缝通皮瓣才能成活。一个人在一台破旧的显微镜下操作，手术器械又不顺手，那种感觉真是糟糕透顶了。好在术前家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死马当活马医”，并在病人的眼神里看到了对我的无限期望。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手术竟然做成功了，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偏僻的卫生院里救了一个人的一只脚。

患者的家属非常高兴，骨科主任也很激动，因为这个自治州还从没有开展过这种手术，等于说因为我的这次“旅游”，这个州有了第一台成功的显微外科手术。

我走的时候，骨科主任给我写了封感谢信，他后来拿着这台手术的案例在州上报了一个科技进步奖。

我决定做这台手术，是出于医生的一种天然的责任心。遇到这种情况，就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去帮患者一把。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举手之劳，五六个小时，我可以出去看风景，我也可以把时间用在手术室里。但我的一个简单选择，却能给患者以及其家庭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责任心之外，另外一个让我义无反顾去做这台手术的原因，是患者及家属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与支持。

虽然我平时做显微外科血管接通的比率在97%~98%左右，在世界上已经算很高的了，但因为当时条件很恶劣，做这个手术之前，失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患者家属当时的态度是：“医生你尽最大努力去救一救，就算失败了，我们也不怪您。最坏的结果就是截肢，我们本来已经准备截了。”

这才是我轻松上阵，放手一搏的最大精神支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医生站在手术台前有100%的把握，我也做不到。

从业30多年，做了数万例的整形外科手术，我在耳再造领域的技术和经验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数得上的。偶尔也会有小耳患者的家长问我：“郭教授，你能不能保证手术100%成功?”这时就把我逼到了墙角，我说：“我没有办法保证，我是人，不是神，你可以做出选择。”

我希望患者明白的是，医学天然就是一门有遗憾的科学，医院里医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后依然没能把病人成功救回的事情很常见。但是如果医生不努力，那么患者只能是去面对最坏的结果。

社会要对医生有更加宽容的态度，要相信医生们是在努力地救死扶伤。《希波克拉底誓言》里告诫医生，要有道德、对病人要有人文关怀。但说到底这一切完全是医生发自内心，自主来决定的。

面对一台疑难复杂手术，所有的决定权在于医生自己，医生可以拒绝，也可以选择拼尽全力去搏一把。医生的勇气，除了来自于对医术的自信，更多的是来源于患者的信任和支持。对于我来说，在一次又一次的面对疑难复杂手术之时，正是患者的信任支撑着我选择了勇敢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