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平均发病年龄为67岁，由于老年患者易合并脏器功能不全，因此治疗尚无统一标准。文章结合第58届美国血液学会年会报道，对老年AML患者治疗方面的一些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一、老年AML患者的化疗

        完全缓解(CR)时的微小残留病(MRD)作为异体移植(HCT)或无HCT的化疗后复发和(或)生存的预测指标，其重要性被广泛认可，因此，诱导治疗的目标是没有MRD的CR。美国Yezefski等进行了一项关于新诊断AML用7+3方案或阿扎胞苷(AZA)/地西他滨(DAC)诱导治疗后有和没有MRD的CR率研究。诱导治疗分三组："7+3"方案;AZA或DAC单独用药;AZA或DAC联合其他低强度治疗，最常见联合药物是吉妥单抗±伏立诺他。该研究分析了272例新诊断患者，均为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或AML。研究结果显示，在CR率方面，7+3组、AZA或DAC单药组和联合组分别为72 %、14 %和17 %，三组中没有MRD者的CR率分别为58 %、9 %和13 %，有MRD者的CR率分别为14 %、5 %和4 %。从细胞遗传学预后比较，没有MRD者中预后好、预后中等和预后差的比例分别为78 %、24 %和22 %，AZA或DAC单药组分别为67 %、4 %和9 %，而联合组分别为50 %、5 %和10 %。表明7+3方案相比AZA或DAC单独用药及AZA或DAC联合治疗的CR率高，尤其是没有MRD者的CR率更高。三组患者中细胞遗传学风险、治疗及没有MRD的CR三个因素相似，三组无复发生存(RFS)和总生存(OS)大体相似，对于生存状况较好的7+3方案治疗失败者，用没有MRD的CR作为复发和生存预测指标不适宜。需根据患者自身情况选择所需方案。

        许多大型协作组报道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治愈率可达到90%以上。然而，基于注册人口数据研究显示，老年APL患者有更高的早期死亡率。美国Kota等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采用简化方案治疗老年APL患者，同时将该次结果与该机构试验前的治疗经验相比较。该研究共治疗了70例患者，23例被分到早期组，47例被分到新组。新组、早期组中低风险患者比例分别为73 %、93 %。早期组5例单纯予全反式维甲酸(ATRA)治疗，5例予ATRA联合三氧化二砷(ATO)治疗，13例予ATRA联合蒽环类药物治疗;新组2例单纯予ATRA治疗，2例予ATRA联合化疗，43例予ATRA联合ATO治疗。新组中大部分患者减少了ATRA和(或)ATO剂量。中位随访267 d，新组与早期组OS率分别为77.8 %、42.0 %。安全性分析表明诱导治疗期间老年患者不易耐受完全剂量的ATRA和ATO，在老年APL患者中使用简化治疗方案可能降低死亡率，提高生存率。

        E2906北美协作组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证明，与标准的柔红霉素和阿糖胞苷诱导和巩固治疗方案相比，氯法拉滨单药方案的OS明显较差，因此对于年龄≥60岁新诊断的适合强化治疗的AML患者，强力支持应用强化治疗。

        美国Foran等研究了年龄≥60岁的老年AML患者强化治疗后获得CR的重要性，及早期死亡率和再诱导的风险因素和对生命质量的影响。该研究的重要意义是分析开始治疗后60 d对OS的影响因素，包括CR/不完全血液学恢复的CR(CRi)、形态学无白血病状态(MLFS)和治疗失败。该研究入组727例，中位年龄68岁，生存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8.3个月。治疗的调整、细胞遗传学风险分组、FAB亚型、白细胞计数、继发的AML、年龄增加和体能状态(PS)评分>1与30 d死亡率有关，只有PS>1与60 d死亡率有关。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果是：12个月后CRi获益明显减弱，MLFS的OS与治疗失败接近，而获得CR在生存中显然有明显优势。与CR比较，CRi和MLFS的相对不利影响在用氯法拉滨治疗的患者中最为明显，该类患者的中位OS更短。随访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达到缓解需要几个诱导治疗周期，获得CR是十分重要的，同时研究确定了与早期死亡率和需要再诱导相关的危险因素。从长期随访来看，CRi患者的OS较CR患者差，尤其是对于氯法拉滨治疗的患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CRi者有较高比例的MRD，而MLFS者有较差的OS，又不同于明显的治疗失败(即残留病)者，因此其价值是不确定。该研究亮点在于，以获得CR为目的的标准强化诱导缓解治疗对于适合化疗的老年AML患者同样有益。

二、老年AML患者的去甲基化治疗

        去甲基化药物(HMA)DAC和5-氮杂胞苷通常被作为老年AML患者的一线治疗。有报道指出DAC 20 mg/m2连用5 d优于支持治疗或减低剂量的阿糖胞苷治疗;也有报道DAC延长应用至10 d具有更高的反应率。美国Khan等对于不适合标准化疗的老年AML患者进行了两种不同剂量DAC方案作为一线的2期临床试验，患者随机接受20 mg/m2 DAC 5 d或10 d，反应者接受24个疗程治疗，每4~8周一次。10 d组患者如果有反应或早期临床考虑有反应，改成接受5 d DAC治疗。经过3个疗程治疗后，57例患者中，23例5 d组患者除治疗前血小板计数低于34例10 d组外，白细胞计数及细胞遗传学危险度分层等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 d组有1例患者之前接受过MDS治疗，10 d组有2例患者之前接受过CML、血小板增多的骨髓纤维化治疗(均未应用HMA)。总反应率(ORR)和完全反应率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 d组和10 d组中位OS分别为4.9和9.3个月，无事件生存期分别为3.1和4.6个月，中位反应持续时间分别为9.4和6.4个月。该研究结果提示，对于不能使用细胞毒诱导治疗的老年AML患者，用两种DAC方案治疗后的ORR、反应持续时间和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对于不适合进行强烈化疗的老年AML患者，HMA治疗是有效的，但反应是短暂的。Nanah等进行了关于老年AML患者一线HMA治疗失败后的单中心研究。研究者回顾性分析了56例AML患者的数据。纳入标准为以HMA作为一线治疗方案的AML患者，剔除接受了诱导化疗失败后再次接受HMA治疗或采用HMA治疗MDS的患者。结果显示，患者中位年龄76岁。细胞遗传学低、中、高危比例分别为2 %、62 %、36 %。其中，15例接受AZA治疗，41例接受DAC治疗，中位治疗周期为4个，AZA中位治疗周期较DAC长。10例获得CR，3例获得CRi，3例获得部分缓解(PR)，ORR为28 %，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10个月。16例缓解患者中13例复发，因此，有53例患者被纳入研究。一线HMA治疗失败后的临床结局：53例患者中，12例接受了后续治疗，其中3例接受其他HMA治疗，2例接受低剂量阿糖胞苷治疗，4例接受强化疗，3例接受其他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或靶向治疗。12例患者接受第一次挽救性治疗，无一例达到缓解;5例接受二次挽救性治疗，2例达到CR;仅1例接受3次挽救性治疗，但无反应。这些患者的中位OS为2个月。HMA治疗失败后，接受挽救性治疗的患者中位OS较没有接受挽救性治疗的患者长。该研究结论是：HMA可以使患者达到缓解状态，但是大多数患者最终都会失败，原发或继发(复发)治疗失败的患者预后很差，其中位OS仅2个月，更换HMA疗效差，挽救性治疗的反应率仍然很低，但是给予挽救性治疗可以提高OS。

        美国Williams等研究了老年AML患者应用HMA治疗获得稳定(SD)后的预后。共分析了56例老年AML患者的数据。纳入标准为以去甲基化治疗作为一线治疗的AML患者，剔除接受了诱导化疗失败后再次接受HMA治疗或MDS采用HMA治疗的患者。将SD患者分为短时间(HMA<6个疗程，组1)或长时间(HMA≥6个疗程，组2)SD组。结果显示：10例获得CR，3例获得CRi，3例获得PR，40例无反应。两组患者中位年龄、性别构成、外周血象、骨髓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组2较组1中位治疗周期明显增多，组2中细胞遗传学中等患者较组1多见，组1中细胞遗传学差的患者较组2多见。组1较组2应用DAC更多见。采用HMA的SD组临床预后：组2较组1中位OS长。该研究这表明IWG制定的AML疗效标准适用于强化疗，但不适用于新药，尤其是HMA，当患者疾病处于SD状态给予HMA治疗非常有意义;长时间维持SD状态对于老年AML患者生存期有益。对于采用新药的患者，新疗效评估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尽管最近HMA被批准用于诱导治疗不缓解的老年AML患者，但是其预后仍然很差，基于HMA的联合治疗正在研究中。研究显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与HMA在体外有协同作用。ATRA单药用于非M3的AML临床无效，联合HMA对于非M3的AML细胞株也表现出体外协同抗白血病活性作用。德国Lübbert等将AMLSG 14-09方案与新诊断的不适合化疗AML(non-fit AML)患者进行对照研究。研究者之前在老年non-fitAML患者中应用DAC(3 d方案)进行了非随机Ⅱ期试验，单独或联合ATRA(45 mg/m2第4天至第28天，仅在第2个疗程)给药，结果令人鼓舞。该研究是前期研究的扩展，分4组进行随机Ⅱ期研究，将丙戊酸(VPA)(HDACi活性)或ATRA或两者都联合DAC(A、B、C、D治疗组)作为老年AML患者的一线治疗，观察是否能提高DAC单药治疗效果。入选标准：新诊断的≥60岁且不适合诱导化疗的非M3 AML、治疗相关性AML(t-AML)，并且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PS评分0~2分。白细胞计数>30×109/L患者接受短期羟基脲治疗。DAC 20 mg/m2第1天至第5天(A、B、C、D治疗组)，从第6天(B、D组)连续口服VPA使目标血清浓度为50~110 mg/L，第6天至第28天(C、D组)口服ATRA，28 d为1个周期，用药至疾病复发、进展以及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患者撤出研究或死亡。观察ORR、CR、CRi、PR(按ELN标准)和OS。共入组204例患者组，中位年龄76岁。DAC治疗中位3个周期，4组治疗周期分别为2、3、5.5、4个。ORR为17.5 %，取得疗效通常大于3个疗程，中位OS时间为6.2个月。VAP组与不用VAP组的ORR分别为17.8 %、17.2 %，中位OS时间分别为6.2、6.4个月;ATRA组与不用ATRA组的ORR分别为21.9 %、13.5 %，中位OS时间分别为8.2、5.1个月。ATRA有助于改善细胞遗传学差的AML患者的生存，而主要的血液学毒性四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ATRA联合标准剂量DAC有比较高的ORR，且可使OS明显延长，而没有附加的血液学和非血液学不良反应，相反VAP联合DAC没有上述作用。

三、老年AML患者的新药治疗

1. 米哚妥林（midostaurin）

        FLT3中内部串联重复(ITD)在年轻成年AML患者中的发生率约25 %。多靶点的激酶抑制剂米哚妥林联合强化疗已显示能有效对抗FLT3突变阳性AML。然而，药物毒性及与强效CYP3A4抑制剂(如泊沙康唑)之间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使得剂量降低。德国乌尔姆大学Schlenk等研究了关于患者年龄和米哚妥林剂量对FLT3-ITD阳性AML缓解率及疗效的影响，即AMLSG 16-10试验的中期分析。诱导治疗为柔红霉素(60 mg/m2，第1天至第3天)和阿糖胞苷(200 mg/m2，连续，第1天至第7天)、米哚妥林(50 mg，从第8天应用到下一个治疗周期开始前48 h)，如果疾病PR，可开始第2个疗程。巩固治疗优先进行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如果不能进行allo-HSCT，患者要接受3个周期的适合其年龄的高剂量阿糖胞苷(HDAC)，并于第6天开始联合米哚妥林，所有患者预期用米哚妥林维持治疗1年。该研究的重点是年龄和对比第一组(147例，剂量减少到米哚妥林初始剂量的12.5 %并结合强效的CYP3A4抑制剂)和第二组(137例，明确使用适合剂量的米哚妥林)的队列研究。

        结果显示，中位年龄54岁。初次诱导CR率为60 %，其中包括CRi，PR率为20 %，难治性疾病(RD)发生率15 %，死亡率5 %。54例给予了二次诱导，诱导治疗后总体缓解率(CR/CRi)为76 %(年龄<60岁和≥60岁均为76 %)，死亡率6 %(年龄<60岁为4 %，≥60岁为10 %)。在第一次诱导治疗期间，米哚妥林的剂量分别减少53 %(第一组队列)和71 %(第二组队列)。两组队列研究中，分别有58 %和49 %患者因药物毒性减少剂量，9 %和23 %因联合给药减少剂量。两组队列诱导治疗缓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位随访18个月。共146例患者接受了allo-HSCT，其中128例在第一次CR期间进行(<60岁94例，≥60岁34例)。接受allo-HSCT的患者在移植前应用了中位2个周期的化疗。年轻和老年患者移植后累积复发(CIR)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3 %和16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到目前为止，86例患者开始维持治疗，61例为allo-HSCT后，25例为HDAC后。55例发生3~4级米哚妥林相关不良事件，其中allo-HSCT后血细胞减少最常见。开始维持治疗患者的CIR率为20 %，在allo-HSCT和HDAC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以allo-HSCT或HDAC巩固治疗后患者的CIR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位OS为25个月。表明在强化诱导治疗中和allo-HSCT或HDAC之后的维持治疗中，增加米哚妥林是可行且有效的，年龄和剂量调整对治疗结果没有影响。

2. 索拉菲尼

        研究显示，对于难治复发AML伴FLT3-ITD突变患者，应用索拉非尼联合AZA治疗是安全有效的。美国MD Anderson肿瘤中心的一项研究针对索拉非尼联合AZA治疗老年未治疗AML伴FLT3-ITD基因突变患者。纳入标准为未治疗的AML伴FLT3-ITD突变、年龄≥60岁、适合的体力(ECOG评分≤2)。治疗采用AZA 75 mg/m2第1天至第7天，索拉非尼400 mg每天2次，第1天至第28天。每4~5周重复1个周期。结果显示，23例未治疗的AML患者中位年龄74岁，在22例可评估患者中，总反应率为77 %，其中7例CR，9例CRi/CRp，1例PR。患者接受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中位反应周期数为2个，获得反应中位时间为1.9个月。CR的中位持续时间为14.5个月(1.2~28.7个月)。2例患者接受了allo-HSCT。在中位随访时间4.2个月(0.9~61.4个月)后，8例患者仍然生存，其中7例保持缓解。观察组中位OS为8.8个月，有反应的17例患者OS 9.2个月。治疗相关3~4级不良反应包括：3级腹泻2例，3级肺炎3例，3级感染3例，4级脓毒症2例。应用AZA和索拉非尼的23例患者与之前未给予索拉非尼的年龄≥60岁20例AML患者进行比较，其ORR相似，二组中位OS时间分别为8.8、9.4个月。联合治疗组的缓解持续时间(16个月)较未用索拉非尼治疗组(3.8个月)明显延长。表明对于未治疗的伴FLT3-ITD突变老年AML患者应用索拉非尼联合AZA治疗具有较好有效性和耐受性。

3. 抗CD33单克隆抗体

        约90% AML表达CD33，vadastuximab talirine是一个CD33定向的抗体偶联到PBD二聚体的2个分子。美国Bixby等研究了vadastuximab talirine单药治疗CD33阳性老年AML患者。vadastuximab talirine剂量40 μg/kg，患者ECOG评分0~1分。vadastuximab talirine单药治疗用于Ⅳ期门诊患者，每3周多达2个治疗周期，对于获得CR、CRi的患者，随后可选低剂量维持治疗。

        结果显示27例初治患者的中位年龄为74岁，最常见的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是血小板减少、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乏力和肺部感染。30和60 d的死亡率分别为0、15 %。26例疗效可评价的初治患者中，6例CR，8例CRi，5例获形态学无白血病(LF)状态。46 %经流式细胞术测得MRD阴性。在至少获得CRi的患者中，从第一次给药到血细胞计数完全恢复的中位时间为5.1周。目前有10例仍生存。该研究表明，在40 μg/kg vadastuximab talirine单药治疗的扩大队列研究中，不良事件一般是可控制的，通常与骨髓抑制有关。vadastuximab talirine单药有良好的抗白血病活性，在高风险的初治老年AML人群中，54 %获得了CR+CRi，是标准非强化治疗预期反应率的两倍多。骨髓原始细胞的快速清除、MRD阴性的高缓解率和较低的早期死亡率都令人鼓舞。

        另外，美国Fathi等开展了vadastuximab talirine联合HMA治疗老年AML患者的一线治疗研究。符合条件患者为ECOG评分0~1分，且先前未经治疗的CD33阳性AML患者，患者均拒绝强化治疗。在接受标准剂量HMA(AZA或5 d方案DAC)治疗的最后1天，门诊给予单一剂量的vadastuximab talirine，10 μg/kg，每4周1次。结果显示，53例患者(中位年龄75岁)接受了vadastuximab talirine联合HMA治疗。中位治疗时间19.3周，13例仍在治疗。≥15 %的患者发生3级及以上的不良事件：血小板减少、贫血、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肺炎和白细胞减少;未观察到4或5级出血事件。30和60 d的死亡率分别为2%和8%，没有治疗相关死亡(TRM)发生。90/246例患者因为不良事件而推迟用药，主要与骨髓抑制相关。49例疗效可评价的患者中36例获得缓解，获得缓解的中位疗程数为2个，大多数合并不利因素的患者也获得了缓解，这些不利因素包括前期病态造血、细胞遗传学不良、FLT3-ITD突变和年龄≥75岁。22例可评估疗效患者中17例为继发AML，11例CR，6例CRi。有效的患者中，17/36例经流式细胞术检测MRD阴性。中位无复发生存期9.1个月，中位随访期10个月，22例患者仍生存。该研究表明，vadastuximab talirine联合HMA的耐受性良好，没有明确的脱靶毒性。在该组患者中，与HMA单药治疗的既往经验相比，两药联合的活性似乎显著改善。对于有不良危险因素的老年AML患者，早期死亡率较低，CR+CRi率达73 %，即使最高风险组的患者疗效仍能维持，生存数据和历史对照相比是有所改善的。

4. 克拉屈滨

        AML的诱导治疗传统上采用7+3方案，联合克拉屈滨可能会增加阿糖胞苷的效果。美国Martin等报道了IAC方案诱导治疗的毒性和患者生存状况，同时探讨IAC方案对≥60岁患者的影响。研究回顾性分析了接受IAC治疗的新诊断AML(APL除外)和高危MDS患者。IAC方案：阿糖胞苷200 mg/m2连续输注7 d，伊达比星每天12 mg/m2，用药3 d，克拉屈滨5 mg/m2，用药5 d。以年龄和白血病风险进行分层，结果见表1。中位OS时间17.2个月，平均随访32.8个月。年龄≥60岁和<60岁相比较，其死亡的Cox风险比(HR)为2.2。此外，与预后良好组比较，中危组的HR为6.2，高危组的HR为11。33例患者进行了同种HCT，其中14/33例≥60岁。

        不良事件方面，总TRM率为11 %。大多数TRM事件发生在≥60岁的患者，71%患者发生腹泻，其中46 %长期伴有黏膜炎，23%患者进入重症监护室，73%患者有感染记录，最常见的感染病源菌是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29%。90例生存患者中位住院治疗时间为诱导治疗后30 d。该研究表明，克拉屈滨联合阿糖胞苷和伊达比星是有效的AML诱导方案，CR率高。相比年龄，NCCN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分层是一个更好的生存预测指标;相比中、高危患者，年龄≥60岁低危患者的生存率更高。对于老年群体，IAC方案的CR和1年OS比预期好，然而≥60岁患者发生TRM的概率增大，因此对于老年患者，高强度化疗在部分患者中需要调整。

四、老年AML缓解后的治疗

        奥地利Sperr等开展了一项多中心研究，对老年AML患者应用FLAG方案(周期1：氟达拉滨30 mg/m2静脉注射，第1天至第5天，阿糖胞苷2000 mg/m2静脉注射，第1天至第5天)和IDAC方案(周期2~4：阿糖胞苷2×1000 mg/m2静脉注射，第1、3、5天)进行巩固强化治疗，其间应用pegfilgrastim(6 mg皮下注射，第6天)，观察该药对于患者粒细胞缺乏、总体不良反应和住院时间的影响，同时关注患者的OS和RFS。

        研究者比较了巩固治疗第2、4个周期第6天给予pegfilgrastim和仅在巩固治疗第3个周期使用pegfilgrastim用于感染和(或)中性粒细胞减少恢复延迟的效果。共纳入64例初发AML患者，平均年龄69.9岁。诱导治疗后43例达CR，进行巩固治疗的39例中有23例接受了4个疗程巩固，5例接受了3个疗程巩固，3例接受了2个疗程巩固，8例接受1个疗程巩固。复发为退出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持续性的血细胞减少、严重感染、干细胞移植。在巩固阶段有4例患者死亡。17例患者可评价pegfilgrastim疗效。严重粒细胞缺乏的中位持续时间在第2、3、4个疗程分别为7 d、12 d、7.5 d。在第2、3个疗程和第3、4个疗程严重粒细胞缺乏持续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住院时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中位OS、持续CR和无病生存时间分别为1.1、1.3、1.2年。5年生存率为32 %，年龄<75岁(1.5年)和年龄≥75岁(0.5年)的中位O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该研究表明，年龄≥60岁的AML患者应用强化巩固是比较安全的，年龄<75岁患者可以从这种方案中获益。此外，在IDAC方案巩固治疗第6天应用pegfilgrastim可显著缩短粒细胞缺乏时间和住院时间。

        AML患者接受7+3方案诱导化疗时，血小板恢复不完全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长期依赖血小板输注，血小板的异源免疫性可以阻碍化疗缓解后的后续治疗。伊屈泼帕(eltrombopag)是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能刺激巨核细胞的生成，有抗白血病效应。

        美国Mukherjee等开展了关于老年AML患者诱导化疗后伊屈泼帕是否能促进血小板恢复的单臂二期临床试验。入组标准：新诊断AML患者，年龄≥60岁，ECOG评分0~2分，没有伴发第二恶性肿瘤;排除骨髓纤维化的AML、APL、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和AML伴骨髓增殖性肿瘤。诱导化疗采用柔红霉素45mg/m2或去甲氧柔红霉素12 mg/m2×3 d和阿糖胞苷100 mg/m2×7 d。在化疗后14 d骨髓中原始细胞<0.05，在化疗后15 d给予伊屈泼帕，旨在使患者在接受诱导化疗期间血小板计数≥50×109/L。伊屈泼帕的剂量为200 mg/d，如果接受治疗2周后血小板计数≤50×109/L，则将伊屈泼帕一次性加到极量。血小板计数一旦超过100×109/L，则停用伊屈泼帕。如果在24 d未能实现血小板计数≥50×109/L，应早期停药。

        结果显示，34例患者中13例符合入组条件，62 %为新发的AML，38 %为继发的AML。伊屈泼帕治疗持续时间为10 d，且没有逐步增加用药剂量的现象。在诱导化疗期间，患者平均接受约4 U的血小板和平均7 U的红细胞输注，而在伊屈泼帕治疗期间，血小板需求降低到2 U，平均红细胞需求下降到4 U。92 %的患者从诱导化疗到CR平均时间为32.5 d。从治疗开始到血小板计数≥20×109/L、≥50×109/L和≥100×109/L所需时间分别为19 d、24 d和25 d。从诱导化疗开始到第24天，13例患者中有8例血小板计数≥50×109/L。血红蛋白、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血小板计数的恢复随着伊屈泼帕的开始及停止治疗的平均时间而变化。伊屈泼帕治疗期间血小板计数达到峰值，时间为伊屈泼帕治疗开始第19天。1~2级不良反应包括恶心、视力下降、氨基转移酶升高和低钾血症和低镁血症。该研究表明伊屈泼帕可加快血小板的恢复，减少血小板输注和促进老年AML患者的缓解，且没有明显不良反应。

五、总结与展望

        目前，老年人AML的治疗方案多样，新药研发、新的临床试验在不断进行，但总体疗效及预后并不乐观。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危险度分层、年龄因素、ECOG PS评分是治疗方案选择的重要因素。老年人AML的治疗在追求CR的同时，一定要以患者生存及生命质量为目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是该类患者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