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科过去的医疗模式像封侯，这个病区的某些床位归谁管，谁就可以做任何手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科主任薛蔚戴着黑框眼镜，说话语速极快，还自带生动的类比，“现在的团队，成了群狼，虽有主任负责，但下面的医生结构都是‘扁平’的。”

        薛蔚谈的是仁济医院泌尿科的亚专科发展，却更像讲“段子”，他说过去“分封天下”的时代，层级分明，小医生要得到大发展，不仅要熬很长时间，对专业的领域可能也往往“广而不精”;

        而到了“群狼”时代，少了“狮子王”坐阵，年轻医生的成长明显快了很多，而且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域进行“精耕”。

        “这种模式对像我们这样的大医院的发展，应该是必须的。”薛蔚说，“(在我们科，)硬性指派，到我这代大概就结束了。”

        选亚专科像自由恋爱，不怕小众怕不专一

        薛蔚曾经在科里遇到过一个病人，诊断为后腹膜纤维化——这个病发病率很低，几乎没有医生研究，病人来了之后，确诊了，却难以继续治疗。

        病人后来通过种种途径，发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有一个医生能看这个病，而这个病全世界只有两名医生研究，他不得不远赴美国，接受治疗。

        “后来治疗效果很好。”薛蔚说，“这件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现在走进仁济医院，病人在挂号时就会发现，每个泌尿外科医生的名字后面总是带有一个小括号，有的人后面写“前列腺增生”，有的人写“泌尿系结石”。

        仁济医院泌尿科，目前不仅建有8个亚专业，甚至已经做到了“专人看专病”，同样是肾癌，有的医生擅长早期肾癌，做肾脏保留手术;有的医生则更专注晚期肾癌，手术、靶向治疗、综合治疗一把好手。

        放眼全国，这已是罕见的细分，但薛蔚仍然不满足，当年那名不得不远赴美国治病的病人始终盘踞在他脑海中，他希望仁济医院的泌尿外科能够“看别人所不能看”“医别人所不能医”。

        于是在这里，年轻的医生先是不分亚专业，而是在各个亚专科之间“轮转”，5、6年之后，待医生慢慢摸索出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提出希望钻研的方向，再进行“双向选择”。

        他从不硬性指派医生的亚专业划分，“现在都讲究自由恋爱，分配也应当自由，”只要医生想好了感兴趣的领域，这个亚专业也确实需要这样一名医生，那么这名“亚专业轮转”结束的医生就能够开始负责自己的“小项目”。

        他也舍得“放手”，从不担心这些年轻医生想要闯荡的领域过于小众，“只要能把一个手术做精，把全国的病人都吸引过来，即使是很小的病，也是很大的数字。”

        比如精索静脉曲张，发病率并不高，以前都是动大手术，到了仁济，有医生开始尝试“显微操作”，显微男科慢慢成为一大特色;这里还曾专门引入小儿泌尿的专家，弥补小儿泌尿领域的空缺，在极其“精致”的小儿泌尿手术之外，又派生出泌尿整复的手术;除了儿童，现在还有专门做女性泌尿外科的医生，老年女性的盆底脱垂，在这里也成为了一个“招牌项目”。

        “我们不能以看普泌为方向，作为三级甲等医院的专科，我们一定要把别人不能解决的事情给解决，别人做得粗的，我们要做得更精。”而一个医生只看一种病，同样的手术同一个人做，正是对这种“精”的追求。

        疑难杂症，病人“白跑”不超过两次

        但是亚专业、专病分得如此细致，患者该怎么分辨自己该看哪个医生?

        薛蔚坦言，“这在刚开始的确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好在亚专科、专病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在发展的过程中，仁济医院泌尿科也已经摸索出了减少患者就诊次数的“3种流程”。

        第一种，便是他们在每个专家的介绍后面会附上专家所看专病，病人会根据自己的病，找到对应专家就诊;

        而不可避免地，一些人会找错专家，在许多病人的概念里，泌尿外科专家应当精通这一学科的所有疾病诊治。

        对于这样的情况，仁济医院泌尿科在不同亚专科、专病之间建立了“转诊的绿色通道”，病人找错了专家，就直接推荐其到相应专家那里看诊，并把时间一同安排好，无需从头预约;

        而对于尚未确诊疾病的患者，仁济医院泌尿外科安排有“普通泌尿”的门诊，这个门诊几乎相当于泌尿外科的“全科”，由高年资住院医、主治医生坐诊，不仅对症分诊，而且会一次性将其怀疑疾病所需的所有检查全部开齐，并告知他对应专病医生的门诊时间，避免病人经常往返。

        “我们有人监控这些病人该往哪个方向走，如果门诊两次以上看不成的，就要讨论，这个病人下一步应当怎么办。”薛蔚说，“不能让病人没有方向。”

        三种流程按需启动，保证了患者不用反复进出医院，“这对医生的压力大，”薛蔚说，但这也是对这支团队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