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或许是医卫领域中最忙碌的退休高官。

　　他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会长。

　　每个头衔背后，都是这位70岁老人为之奔与呼的公共事业。

　　从某种程度上，他有一个退休官员的生活节奏，在两会期间每天也坚持写毛笔字，最近在抄写《兰亭集序》；然而，他的视野从未远离社会，亦从未缺席与器官捐赠和控烟相关的重大场合。

谈器官捐献

前两月器官移植手术比去年同期翻倍

　　新京报：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一年来，器官捐献情况怎样？

　　黄洁夫：以前的器官来自司法渠道，质量没有保障。如今器官来自于医院而不是刑场，所以更加安全。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的器官移植手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在未来几年内，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器官移植手术的第一大国。

　　新京报：你今年的提案是呼吁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器官移植的手术很多，为何特别呼吁这个？

　　黄洁夫：器官移植事业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去年，我国已实现了移植器官全部来自于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移植变成公开透明的医疗服务。

　　肾移植救治尿毒症病人，属于政府应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也符合我国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行的“保基本”的医改政策。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可以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在参与器官捐献善举的同时，也能享受到移植医疗服务的正当权益，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新京报：器官移植手术的费用如何？

　　黄洁夫：肾移植大约要20万。在我国发达地区，肝脏移植需要60万，在欠发达地区是30万左右。心脏移植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目前器官移植不在基本医保的范围内，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新京报：如果纳入医保，政府是否能承担得了这个成本？

　　黄洁夫：我国现有不少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已将尿毒症病人透析纳入了大病救助，实际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能大大节约政府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病人移植术后生活质量，也大大优于透析治疗病人的生活质量。

　　新京报：器官移植有望纳入医保吗？

　　黄洁夫：很快了。器官移植在很多国家都属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之所以被纳入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不是因为手术费便宜，而是因为对病人而言，这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这是生命的权利，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民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中央政府一定会做这个事情。

谈控烟

今年两会未见委员抽烟

　　新京报：今年两会的时候，看到委员抽烟了吗？

　　黄洁夫：没有了，在会场内是没有烟灰缸的。从去年开始，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都下发了通知，禁止代表委员在会场内抽烟。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和百姓的观念跟前几年相比都有很大改善。

　　烟草上瘾不能过于责怪抽烟的人。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每个国家控烟都有一个过程。这几年，我国控烟取得了明显进步。烟草企业是我国纳税大户，所以必须要妥善处理好民生和健康的关系。

　　新京报：你是负责领导干部医疗保健的医生。高层领导抽烟情况怎样？

　　黄洁夫：高层领导抽烟的情况比较少，很多领导都不抽烟或已经戒烟。邓小平同志在晚年生病时也戒烟了。

　　新京报：领导干部有和你咨询戒烟的吗？你给他们提什么建议？

　　黄洁夫：地方领导都会和我讨论抽烟的事情，以前他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比如他们说吸烟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可以预防非典、可以延长寿命等等理论。这几年，这种情况大大地减少了。我调研的时候，地方领导没有在室内抽烟的。

　　新京报：有统计说北京近三成学校周边百米内有烟摊。有人说政府应该禁止校园附近的小卖部卖烟？

　　黄洁夫：我向来不主张用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根本的方法，控烟是应该通过教育的方法而非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比如学校和老师应该在学校对青少年介绍吸烟对身体的害处，这是根本。

谈医改

公立医院改革须引入竞争机制

　　新京报：女孩怒斥号贩子的视频，您看了吗？当时有何想法？

　　黄洁夫：有人把这个视频转给了我。看了后，很让人气愤。

　　但我们要考虑，为什么社区医院没有号贩子？这也是我国医改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优良的医疗资源不足以及结构性的矛盾。简单说，大医院集聚了大量优良的医疗资源，医疗资源沉不到基层去。

　　新京报：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黄洁夫：医改从执行层面上，对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关注不够，民众“看病贵、看病难”至今未能得到根本缓解。

　　医改仅聚焦于医保层面提标、医院内部管理，对在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我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并未触动，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调整，公立医院试点集中在县级医院，位处医疗服务链的“下游”，而“上游”的大医院改革未积极推进，至今未产生可推广的模式。

　　新京报：医改措施的执行，在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上，会遇到一些困难？

　　黄洁夫：很多医改措施大多停留在文件上，无法落地。与医改相关的政府部门有20多家，“九龙治水”，理念不一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医改的阻力，博弈各方都习惯性采用政府行政手段，往往违背卫生经济学规律，经常事倍功半或无疾而终。

　　新京报：有哪些解决办法？

　　黄洁夫：今天中午吃饭，医卫界别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告诉我，号贩子出8000块来买他的号，他拒绝了。这号贩子不死心，找到了这个医生带的一个博士生，出3000块。我就想，为什么不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京报：具体来说呢？

　　黄洁夫：我国的公立医院大都采用“高投入推动高收入”的运行模式，现在大型医院业务收入每年以10%－20%的速度增长，医药增长远远超过GDP发展与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财政与医保支付的钱，有相当比例均花费在虚高的医疗商品价格上，这种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是难以持续的。

　　我以前说，我国没有一家真正的公立医院。因为医院要自己挣钱，因此有逐利的性质。这导致了医生给开高价药物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都是为了创收。

　　我国“行政化＋商业化”畸形的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应该改变，必须要引入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推动医改中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新京报：政府的角色应该怎样转换？

　　黄洁夫：政府的作用是“监管市场与支持创新”，而不是“计划性经济手段干预”，有些措施被证实阻碍了医改目标的实现，需要修正。

　　政府的责任是支持和监管，应该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医疗规则，去建设一个医生为主体的、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

　　政府的政策导向不应是限制医生，而应鼓励医生勤奋工作，获得与自身服务相称的劳动价值和合法收入，要激励医务人员创新服务模式，为病人提供低廉高质的服务。

　　新京报：公立医院改革的一大任务之一是“去行政化”和“逐步取消行政级别”。这个改革进程怎样？

　　黄洁夫：这个改革特别难，但也特别必要。上一届政府就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但是在我国真正实现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我相信，在这届政府任期中，能够完成这个事情。

★新闻内存

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创新高

　　去年，我国完成了11000多例移植手术。这是我国器官移植历史上移植手术数量最高的一年，同时也是质量最好的一年。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以前中国每百万人捐献器官的比率是0.02%，现在是2.1%，捐献数量在亚洲排在第一位。

　　黄洁夫介绍，经过测算，肾移植的费用在20万左右。根据卫生经济学的分析，肾移植与透析治疗的比较，肾移植的医疗费用只相当于两年左右的透析治疗费用。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等治疗费用，仅是每年透析费用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