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界：是否可以总结一下医院在预防医患纠纷方面的工作？

　　杨震：我一直用三点来总结这方面的工作，即我们党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第一是“建设”，医院要抓好医疗质量，自我建设的问题很重要，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解决医疗质量上来。第二是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外部的支持，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比如，通过媒体等平台，合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获取民众的理解。最后一点可以用“斗争”来形容，核心就是“自保”，配合公安机关，与职业医闹、与流氓恶势力做斗争，去保卫最广大患者的权利。这时候也最考验医院的管理水平。

　　保持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畅通

　　如果解决途径不畅通，就会积累矛盾，导致过激、恶性事件的发生。

　　中国健康界：除了这些，在社会机制的建设上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杨震：医患纠纷实际上是民事纠纷，除非出现暴力事件，最后还要落实到经济补偿上。

　　其次要有效率地解决纠纷，保持解决途径通畅。现在的纠纷调解方式包括私了、公了和司法三种方式。但这三种形式都有一定的弊端。在法院一审、二审判决之后，家属还要继续闹。因此就有了第四种方法——人民调解。医调委不做医学鉴定，而是通过评估后调解。医调委的工作人员有一定医学、法律经验。不过现在不同地方实施情况不一样，有的效果比较好，有的怎么也调解不下来。

　　解决途径不畅通，就会积累矛盾，导致过激、恶性事件的发生。比如，在上述方法都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很多患者就选择了上访。有的患者在上访过程中要出天文数字，有的患者直接就采取了过激行为。但不管什么方式，遭殃的都是医务界，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解决这件事情。

　　对医务人员的心理干预不容忽视

　　现在必须对医务人员、医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了。以后没有人当医生，该怎么办？这是我们要长远考虑的事情。

　　中国健康界：目前形势下，医务人员都怎么想？这些冲突案对他们的影响大吗？

　　杨震：可以这样说，医生在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多医生想不通为什么。

　　不单是医生，医学生也受到很大的影响。4月份王浩案发生的时候，我们医院巴林特小组里的一个研究生说，她的室友在被窝里哭了一晚上。事实上，王浩案对医学生的冲击比医生更大，因为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在建立中。

　　所以，除了医生，现在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5年以后，没有人当医生，该怎么办？这是我们要长远考虑的事情。

　　中国健康界：巴林特小组的模式已引起不少关注，小组采取怎样的辅导形式，效果如何？

　　杨震：我们医院的巴林特小组在心理科医生的支持下进行了2年，参与的也有实习生。刚开始这样的辅导并不受人关注，但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进来。

　　我们是集体性的心理辅导，不是一对一的辅导。我们认为这样的形式更好，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不单是心理辅导，而且有医患关系方面的讨论。参与的医生在处理医患纠纷的能力上会得到提升，医生的心结也会慢慢解开。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比这更好的方法。

　　中国健康界：除了巴林特小组，对于医生和医学生的心理干预工作都有哪些？

　　杨震：心理干预工作包括举办讲座等形式。以前我们不敢主动给医学生讲医患纠纷，我们担心负面的影响太多。但现在发现，有社会化的媒体，学生依然会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思维还不成熟、容易偏激，所以还不如尽早介入、采取干预。

　　今年4月王浩案发生后，我们针对复旦大学低年级的学生举办了讲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讲座第二天，北京又发生了多起刺医案。所以后来，我们的干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暑假的时候，我们又给进入临床实习的学生上了两次课。

　　另外，对于医学生的心理干预，我今年拿到了复旦大学的教学课题。对医生的心理干预，我也拿到了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研究课题，上海市多数大型医院的业务管理都接受它的管理。这说明，管理部门也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

　　实际上，这项工作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医疗质量。大家在心理受挫的时候，更容易在医疗质量上出现问题。另外医生的心理有情绪，绝对不能装着看不见或者禁止，这些都是负面的。要引导员工的行为，不要和患方对立起来。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经历过，我们经历着，我们还有可能再经历下去，只是希望我们不要经历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