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第一次真刀真枪地表现，开腹后，我格外小心。我们分离每一处韧带，并将肝脏周围重要的血管完整地保留下来，以便在接受者身上再次接通。肝脏被完整地提取出后，迅速封闭、低温保存。之后再完成腹腔和皮肤的缝合，使腹部外观接近正常，以给予捐赠者最大的尊严。

　　当我们开车回到UNMC医院时，已是次日破晓。器官受者端的移植手术也立即开始。8个小时之后，手术顺利结束。器官供者和受者的手术相加共耗时16个小时，带我的住院医生不仅全程参与，而且只在两台手术之间的驱车途中简单吃过一点东西。下午4点钟，当她告诉我“你可以回家了！”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但她却强打精神，加入到了科室查房的团队。

　　UNMC的器官移植是他们的传统强项，在全美范围内位居前列。所以UNMC的移植外科医生有自己的“专机”，他们经常乘小型飞机到其他州提取器官或完成手术。在轮转期间，我有幸开了次“洋荤”，跟随肝脏移植团队到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进行一次器官提取。

　　下午四点钟，我随几位医生驱车来到了奥马哈机场。令我惊讶的是，机场方面不需要check in，也无需安检，我们出示证件后，径直来到停机坪。这时候，一架属于UNMC医院移植团队的专用小型飞机已经准备就绪了。机场为我们预留了“专用”跑道。这架小型飞机最多可搭载11人，包括2名飞行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我们“肝脏团队”顺利抵达目的地。当我刚刚踏上舷梯时，竟然发现对方医院的救护车也已经停在跟前。

　　然而，正当我们准备开始器官提取手术的时候，才得知同一名脑死亡患者的心脏被安排由另一个州某医院的外科团队提取以供心脏移植。他们的“心脏团队”竟然还没有按计划飞抵查尔斯顿。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所有参与手术者必须抵达医院才能对患者开始器官提取手术。（“Everyone should be in the hospital before the first incision is made.”）于是我们被安排在外科医生休息室的长凳上将就了一宿，待第二天清晨才准上台手术。

　　对于来自不同州三个城市的三个家庭而言，这一晚无人入睡。在查尔斯顿的医院里，那个已经被判定为脑死亡的器官捐赠者正在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体征，而另外两座城市的某两间病房里，两个等待接收器官移植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怀着无限的期待。

　　次日早晨七点，“肝脏团队”和“心脏团队”同时开工，各取所需。提取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全程仅用时2个小时，两个团队几乎同时结束。我所在肝脏团队将来之不易的肝脏冷冻保存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准备返回奥马哈。

　　按照原计划，我们应该在出发当天深夜前返回奥马哈，行程已经被推迟了10多个小时，但团队中似乎没有人有任何的抱怨。住院医生Edmund本应在当晚返回奥马哈后就下班，并且刚好轮到次日休息。因为这次突发情况，他的休息日也就泡了汤。我们扮鬼脸“安慰”他，Edmund笑着说，“我在南卡罗莱纳州的这个假期过得也不错！”

　　带着“辛勤收获”的肝脏返程之前，团队中年资最高的麻醉医生慷慨地请大家在机场附近的快餐店补了一顿早餐，作为犒劳。

　　这段经历发生三年前，但现在想起来仍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在于两处：一是移植外科团队中每位医生表现出的职业素养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二是医疗团队背后的系统和体制对器官移植这项医学技术的巨大支持。

　　从一家医院为器官提取配备的专用小型飞机、所在城市小型机场里器官移植专机保留的专用跑道，不难看出器官移植在美国所得到的巨大支持。而这架飞机，每周都往返于不同城市之间，一次次载着医疗精英们踏上挽救生命的旅程。正因为有了相关制度的有力保障和全社会的积极配合，才保证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体现出整个社会对器官移植的重视和对每个生命发自内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