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中心为器官提取配备的专用小型飞机、机场里为器官移植飞机保留的专用跑道、副总统拜登移植心脏一样要排队，不难看出美国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对于公平的极致追求。

　　无意间在网上看见一条消息，称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在弗吉尼亚一家医院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为了这次心脏移植手术前，切尼共等候了20个月时间。因为，总统也得排队。

　　2009年9月，我在美国奥马哈市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UNMC）移植外科进行交流学习。

　　作为国内医学院到美国的交换学生，我可以自由选择轮转学习的科室。移植外科号称“疯狂的科室”，它神秘的色彩最让我心动。而且UNMC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成就驰名全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器官移植外科。

　　但毫不夸张地说，同其他任何科室的轮转学习相比，在UNMC医院器官移植外科的实习最为辛苦。短短几周的实习过程中，我亲身感受了美国移植外科医生的“魔鬼”工作状态，同时也体会到这项伟大技术带给患者“重生”的神圣瞬间。

　　作为轮转学生，每天早上6点钟之前我必须到达病房，与住院医生一同查房，并向上级医生汇报病例。查房结束后，再转到手术室观摩手术。器官移植外科的手术很复杂，会由不同专科的外科医生相互协作完成，耗时平均6小时以上。一台手术完成后常常已到下午，然后拖着酸麻颤抖的双腿去吃“早饭”。

　　由于器官移植的特殊性，移植术后的病人若再次入院，均由当时完成移植手术的外科团队来收治，即“配件”出现问题，你们得负责“售后服务”。因此，移植外科的医生们不仅承担了大量的移植手术，往往还要负责照看很多移植术后再次入院的病人。这些病人虽然不需要再次接受手术治疗，但在另外一方面，移植外科团队又承担起了内科医生的职责。若病人的情况较为复杂，则还需组建跨学科的医生队伍进行“专家会诊”。

　　有一次，在一例肝移植术后再次入院患者的诊疗中，我发现查房团队中竟然来了移植外科、肝脏外科、消化内科、影像科的医生，晃晃荡荡十余人。他们从各自专科的角度对病例提出独立见解，共同制定诊疗计划，大家指手画脚，甚至争吵。但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有思想的火花，也有火药味。

　　他们的上级医生对带教学生很有一套。在查房时间之外，上级医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带教年轻医生的机会。一次大查房结束后，Wendy主任把团队里的所有年轻医生和学生都带到示教室里，温和地说“我们进来聊聊吧！”（“Let's have a talk here.”）我还纳闷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原来主任是想借机总结回顾一下最近团队里收治的疾病。而互动教学的方式也令我完全没有想到：主任在白板上写下“Hirschsprung Disease”（先天性巨结肠），然后先让年级最低的学生回想这个疾病的表现、诊断、治疗要点，随后让年资稍高的住院医生补充，再轮到高年资专科住院医生发言。来自尼日利亚的专科住院医生Ann不愧为Wendy主任的得意门生，她不仅一一纠正了低年资医生的错误，甚至随手画出了一幅该病手术切除范围的示意图。Wendy主任非常满意，她对前面的讨论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在教学的过程中，上级医生丝毫没有架子。讨论中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轻松的讨论氛围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拘束。“三人行必有我师”，经过了团队成员之间互相分享知识、切磋讨论，每个人都能轻松地记住疾病的要点，可谓事半功倍。在手术和查房之余的这堂课正是美国外科医生极其严格的培训体系的缩影，难怪美国的外科医生大都文武双全，被称作“会开刀的内科医生”。

　　入院第十天的深夜，我跟随两名住院医生一同到附近医院进行器官提取手术（Organ Procurement）。我们将在一名已经诊断为脑死亡的患者身上进行器官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