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暴露自己的身份，是想告诉全社会：不要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

我相信，当27岁的货车司机陈刚躺在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的病床上，用平静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经过了长时间的挣扎，其间的辗转反侧和难言之痛，也许不亚于疾病本身带给他的折磨。

自1985年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在北京被发现，这种疾病就注定成为人人望而生畏甚至望而生厌的恶疾——不仅在于该疾病在现行医疗技术条件下尚属“绝症”，还在于它的感染和传播方式与个人私生活密切相关。国人向来看重个人道德，尤其是私生活道德，从“存天理，灭人欲”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的传统文化太容易给艾滋病贴上道德标签。如果一个人被诊断出携带有艾滋病病毒，很容易被人怀疑是“性生活不检点”，其结果是，绝大部分艾滋病毒感染者宁愿选择隐姓埋名，也不愿意被千夫所指。

艾滋病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被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的患者，人体免疫系统有可能被完全破坏，最终失去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因此从医学上说，艾滋病只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目前尚且难以根治的传染病，与个人私生活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显然，我们不可能去怀疑一名通过母婴传播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婴儿有性生活方面的问题。

在艾滋病患者中，确实有人因一时的失足而成千古恨，比如由于性生活不慎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没有歧视他们的理由，人性总有软弱之处，因为一时之过，他们已经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高昂代价。还有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比如一些贫困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卖血为生，结果遭遇池鱼之殃。面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我们更需要拷问的是造成贫困的根源，以及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为我省首位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患者，陈刚以真实身份直面媒体的行为无疑是勇敢的，因为在这样的选择中，他克服了双重恐惧——对社会偏见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而克服恐惧就是战胜疾病、走向新生活的开始。1998年，年仅16岁的宋鹏飞在老家山西的一次输血过程中不幸感染艾滋病病毒，随后成为国内首个公开自己姓名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宋鹏飞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与帮助，渐渐走出孤独，并于2002年在北京佑安医院开设“笑看未来”艺术作坊，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并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回归社会——有谁能说艾滋病患者余生的全部意义就是等待死亡？

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是继续用道德偏见将他们隔离于“正常人”之外，还是用爱心编织的红丝带让他们回归人类共同的家园，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神经。正确的答案无疑是后者，给予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充分的关爱和帮助，不仅是人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在于这份爱心终将使我们每个人受益。想象一下，若是因为社会的歧视而把他们逼向绝望乃至绝境，一旦其中有人因不堪忍受病痛与歧视的双重折磨而做出报复社会的行为，那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