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鹏医生，美国心脏骤停协会义务教员、、美国华裔心脏协会继续教育委员会主席、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esearch 总编辑

        在美国，每年有30万-40万例心脏骤停发生——不到两分钟，就有1例心脏骤停。

        在我国，每年有54.4万例心脏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不到1分钟，就有1位同胞离开我们。

        心脏性猝死以突发性、不可预测性为特征。貌似“健康”的中年男性，是心脏性猝死的高发人群——“中年，人才风度正偏偏”，巴尔扎克笔下讴歌的这个光辉灿烂的年龄。

        SCD救治的成功率，呈明显的时间依赖性：如果4分钟内行有效的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和目击者除颤(Public Access Defibrillation, PAD)，50% -70%以上SCD患者可得以生还，每提前除颤1分钟SCD患者成活率就增加了7%-10%。及时的CPR、PAD和畅通的后续生存链，可以挽救大量的个体SCD患者。

        SCD，一个全球各国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

        11月7日，举世瞩目的2015年美国心脏学会(AHA)科学年会在阳光州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举行。围绕AHA刚发布的CPR指南，包含SCD、现场CPR、PAD、社区CPR培训等的CPR科学研讨会，是本次盛会的开篇并将是持续三天的第一热门话题。本文对AHA最新CPR指南精神、美中两国SCD和CPR现状作一简短述评。

        技术层面上，AHA新版CPR指南更新并不多，比如进一步明确了胸外按压的具体次数和深度等。

        CPR是一个观念问题。新版CPR指南的闪光点，是进一步强调、加强了“非专业人员”参与。同样，本届AHA科学年会上CPR科学研讨会的第一天，就有报告指出：一堂45分钟的基础生命支持课就能显著提高中学生的CPR知识和技能——不遗余力地，让更多的非专业人员参与，是提高现场CPR成功率的关键。

        基本程序上，新版指南可概括“一点、两线、三三制”。“一点”：只要地点安全，CPR就在现场进行，非专业施救人员用手机呼救，而不是离开现场;“两线”：分为院外、院内两条线。院内这条线，强调“监测和预防”;“三三制”：无论是院内还是院外，初级生命支持都强调三个步骤，既目击者“识别和启动应急反应系统、及时高质量的CPR和快速除颤”。

        新版CPR指南的精神实质，就是“The Simple, The Best”，即遵循“简约，就是极致”原则，继续简化流程，让更多的非专业施救者，能及时、更早进行有效的CPR——因为，CPR简单易行，非专业人士哪怕是中学生，经过1、2小时的规培，就能胜任;因为，AED，这种关键时刻救SCD生命于万一的简单神器，就是专门为非专业人员救命时设计的!

美国现场CPR的成功经验

        在美国大多数州，警察、消防队员、公共汽车司机、校车司机等国家公务员都需要经过CPR培训后才能入职;在公共场所最方便的地方，都有AED;在法律层面上，有《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作为“救死护伤”者的坚强后盾;政府、医院、急救系统、工厂、商店、学校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全民科普，依靠培训非专业技术人员、依靠非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参与，美国的现场CPR成功率已经接近70%。尽管如此，现场CPR的成功率仍然有较大提升的空间，例如，在本届AHA年会CPR科学研讨会上一个报告指出，公共场所AED多放置于室内且并非24小时开放，因此，接受CPR的院外SCD中有21%即使附近有AED也无法接受除颤治疗。

        图1：美国夏威夷州的每个麦当劳店，都有AED。店员都是经过CPR培训的。几乎每个成年人和学生都知道这东西是用来干啥的。

中国的CPR现状

        目击者行CPR和PAD，是SCD患者存活的关键。我国SCD救治的现状基本是：目击者等待急救人员到现场，目击者看着SCD患者在死亡线上挣扎并死去。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和科技大国的第一城市，2010年“东方的明珠”、“东方的巴黎”上海在世博会期间，居然最后因法律问题不在现场安放AED。本来就是为非专业施救者设计的AED，在我国被异化为“供专业人士用”，而且大多数地方规定、默认只有医护人员才能使用。这种荒唐事情的后果，就是以下悲剧：相比美国大约70%、日本接近50%的成功率，我国现场CPR的成功率<1%;SCD的救治成功率也直逼0%，院外SCD的存活率也逼近0。造成这种悲剧的主要原因：第一，我国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CPR和PAD是“专业人员”的事;第二：少数地方有AED，但使用率为零，主要用于装潢门面、做摆设，或作为申奥等活动的一种道具;第三：这方面的科普工作做得极差，普通民众没有CPR和PAD意识;第四：在“碰瓷”现象横生的社会，缺少对非专业人员施救者的免责法规，谁敢轻易去行CPR和PAD?

        图2：具有中国特色的AED，写明或默认是“专业人士使用”。怎么可能有“专业人士”天天坐在AED前等待别人猝死?

        中国复旦大学惠杰教授和方祖详教授等人研制的AED实验样机。原本是救命的好东西，但被行政化“温馨提示”后，又是“供专业人士使用”。

解决SCD这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路在何方？

        70%的现场CPR成功率，是指被看到后的、被识别后进行CPR的成功率。尽管有报道美国个别地SCD救治的成功率报道可高达30%，但美国SCD的平均出院率，也仅为6.7%，因此，尽管拥有70%的现场CPR成功率，但今天即在美国SCD这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因为SCD的特征就是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

        ——70%的SCD，不可预测;

        ——80%的SCD，发生在医院外;

        ——80%的SCD，是冠心病所致;

        ——80%的SCD记录到的初始节律为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

        ——80%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死亡病例，是死于院前;

        ——相当大一部分SCD发生在貌似“健康”的中年人群中，对这部分貌似“健康”的中年人，目前临床上预报SCD的指标，其敏感性和特异性都很差，无实用性。

        对付SCD这一全球公共健康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预防，比如，对冠心病的一级和二级预防，但目前心血管疾病预防的形势很不乐观。

        前段时间，被广为传播的“高铁救人事件”后，胡大一教授用一句话对我国SCD和冠心病防控形势作了高度概括：“前不防，后不管，得了心梗(疾病)治疗晚”。

        “前不防”：没有良好的预防，不能从源头上遏制心血管疾病的蔓延;

        “后不管”：支架、手术患者出院后，没有人随访，无专业人员指导患者长期、正确用药，导致很大部分患者服药依从性很差，擅自停用药物，最终的结局：比如停用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药物，支架内血栓，导致患者再梗死或猝死。

        “得了心梗(疾病)救治晚”：从急诊室、收费处、分诊台到导管室，处处地方都要按照“流程”，事实上是把本来可以救治的患者，赤裸裸地推向死亡的深渊。

        整理好以上碎片，弥补好以上心血管疾病“防、治、康(复)”之间的裂痕，是我们从群体水平降低SCD和其它心血管疾病的最有效方法。

请留下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为了每年55万心脏性猝死同胞

        我国应对SCD挑战的第一步，是向SCD现场CPR成功率高达70%的美国看齐，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全民科普、全民参与：“社会的进步，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就犹若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让大众参与到简单的CPR培训中来，是提高我们SCD救治水平的基础。

        非专业人员的CPR培训：城管、国家公务员、现役军人、武警、片警、交警、空乘人员、高铁乘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等，定期接受为期两年1次、每次几个小时的CPR规培，作为上岗的必要条件和“学雷锋”等的量化考核指标。

        各航班、高铁车厢、商店、学校、娱乐场所等等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按比例放置AED和急救盒，定人、定期检测。

        出台类似《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让法律、规章制度成为救死扶伤”者的坚强后盾，鼓励受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士”加入到CPR中。

        从急救现场到民航停机坪、高铁站站台、导管室、手术室，为SCD患者保留一条畅通的路。

        ......

        中国梦、健康梦，先为54.4万心脏性猝死同胞保留一条生命的绿色通路。

        50多年前，《为了61个阶级兄弟》，我们的父辈母辈谱写了一曲从中央到地方、从卫生部、人民空军到地方官员、医护人员万众一心拯救民工兄弟们的那首曲绝唱和史诗。今天，为了每年54.4万心脏性猝死同胞，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为了每年54.4万心脏性猝死同胞，简单的法律法规和观念的转变，我们就能有更大的作为!

更多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