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启示

　　由医患沟通项目变迁和增多，谈医方说明告知义务的履行

　　2009年，中国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了公民享有的18项民事权益，《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民事权益（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财产权等）保护需要由医方通过履行说明告知义务来实现。

　　当前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书中有关条款常受“是不是霸王条款”的质疑，这表明患方对医方的诊治护理并不是都表示理解、认同和接受，他们需要医方给予明确、全面和可接受的说法。其中的难题常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点。理念上是要把说明告知事项给患者讲全、讲清楚，实践上是依法将法规规定应当说明告知事项（3大类10个事项）一个都不少地表达完、表达对，且双方互相认可。

　　医患沟通中，最常见和最主要的知情同意书证据包括手术同意书、麻醉同意书、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同意书和病危(重)通知书，如同5座桥，连接着、联系着和关联着医患双方，要像维护桥一样保持好彼此之间沟通，这在医疗活动中很重要。

　　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理念不断强化，保护患方知情同意事项的规定在变迁、事项在增多，目前已由最初《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院层面）和《执业医师法》（医师层面）的3项扩展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层面）的6项，到最新的《侵权责任法》（责任层面）确定的7项，这就是最好证明。整体而言，在任何医疗活动中，医方在沟通时至少需要说明告知患方的有3大类10大法定事项，这些事项如果都能按规定说全、说清楚，那么从法律上说，医患沟通的法律要求就已实现，具体如下。

　　有名事项类6项：① 病情； ② 医疗措施；③ 实施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④ 医疗风险；⑤ 替代医疗方案；⑥ 实验性临床医疗。如果医方不能满足以上6个有名事项的要求，体现的是医方依法行医基本概念的缺乏和缺失，说明该医方行医活动还不能满足依法行医的基本要求。

　　注意事项类3项： ⑦ 及时解答其咨询；⑧ 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⑨ 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如果医方不能满足3大注意事项的要求，体现的是对患方与所处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适应状态的不关注和不重视，表明医方执业缺乏基本注意和谨慎，这与患者人权健康宗旨是不相称的。

　　开放事项类（以“等”表示）1项：⑩ 等。“等”在实践中，有“等前说”和“等后说”之区别。从医疗活动实践以及诸如《侵权责任法》立法本意而言，医疗活动中的“等”应当选择使用“等后说”，这也是其在法条中“兜底”的立法用意，也表明具有可持续性。在医疗法律实践中，如果医方不能满足“等”的要求，体现的是医方对学习型医院建立的忽视和不足，表明医方应当有进行继续教育和培训学习的需要。

　　结合本案，判决医方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医方说明告知存在问题。比对3大类10大事项可以发现，“弹簧圈”的数量和费用问题，从法律解读上说，可归属于“有名事项”中的“特殊检查、特殊治疗之“（四）收费可能对患者造成较大经济负担的检查和治疗”的范畴；也可以归属“等”之范畴，理由在于，虽上文法规已提到的事项没有关于“数量和费用”进行说明告知的规定，但在法理上，患者支付的医疗费用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医方需要向患方说明告知，否则违法。因此，本案表面上是“弹簧圈”的数量和费用争议的小问题，实质上是行医能否依法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