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的“重大疾病临床数据与样本资源库建设国际论坛”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会场，包括医疗卫生部门管理者、临床医生、流行病和统计学家及技术人员等不同领域的人士济济一堂。

　　美国心脏学会（AHA）主席萨科（Ralph Sacco）教授与听众分享了其领导的北曼哈顿研究设计和实施的经验，以及一些初步成果。

　　研究设计及演变史

　　北曼哈顿研究与经典的弗雷明汉研究有颇多相似之处，是一项针对美国北曼哈顿地区一个固定社区人群（3298例）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研究者希望通过分析逾20年的随访资料，评估经典及新发现的卒中、心梗、血管性死亡和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同时进行系列亚组分析和子研究，从而改善心血管整体风险评估效度，探索更好的预防手段。研究始于1993年，预计于2015年结束，其成果已陆续发表。萨科教授强调，美国目前同类研究成果鲜有针对西班牙裔者，而北曼哈顿研究人群中西班牙裔占54.8%，这是其一大特色，可能填补该“盲区”。

　　萨科教授简要介绍了北曼哈顿研究的“演变史”。最初是基于住院卒中患者及其同社区对照者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1993年，为研究普通人群的卒中危险因素，将原始研究的“对照者”转为研究对象并拓展规模，开始进行队列研究，因为就观察某一临床结局的危险因素而言，队列研究是金标准。尽管这是一项小样本研究，但“弗雷明汉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即对小样本的长期随访仍能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研究成果举例

　　北曼哈顿研究尚未结束，但已有一些非常有趣和有价值的发现陆续发表。

　　关于代谢综合征 在北曼哈顿研究揭开帷幕的1993年，代谢综合征的定义尚待明确，更谈不上被关注。北曼哈顿研究资料揭示，具有代谢综合征5要素中3个及以上的人群，其缺血性卒中和血管性事件发生风险显著升高。此关联在校正年龄、性别、体力活动、吸烟等混杂因素后仍然存在，危险比（HR）分别为1.6（缺血性卒中）和1.4（血管性事件）。

　　此外，研究者还可对各要素的致病风险及其在研究人群中的存在率（prevalence）进行分析，从而计算其致病分数（etiologic fraction）或曰归因风险（attributable risk）。一个尽管致病强度中等、但人群存在率很高的危险因素具有很高的归因风险，因而值得重视。这是从病例-对照研究中很难获得的信息，显示了队列研究的优势，即除能反映个别因素与临床结局的关联[比值比（OR）、HR值），还能反映该因素在公共健康层面的影响。

　　关于风险模型 萨科教授指出，北曼哈顿研究的另一个兴趣点在于开发包括卒中、心梗和血管性死亡的整体风险评估模型，做出简便易行而又准确的整体风险评估。研究者以弗雷明翰模型为基础，尝试能否发现除血压、空腹血糖、吸烟、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HDL）等经典风险因素外的新变量，如腰围、适量饮酒的保护作用（北曼哈顿研究揭示酒精摄入量与血管性疾病风险之间存在“J”型曲线现象，即少量饮酒可降低风险）、体力活动（北曼哈顿研究提示轻度体力活动可降低老年人卒中、心梗和血管性死亡风险）等。萨科教授强调，“我们特别关注一些连续性变量，长期连续测量这类指标可以探究其是否对临床事件产生增量风险（incremental risk）。

　　答本报记者问

　　《论坛报》：如何确保对一个3000余名社区受试者的队列长达22年的随访？受试者脱落率情况如何？

　　Sacco教授：这非常重要，而北曼哈顿研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确保与研究保持密切联系，按计划每年接受电话随访及到医院访视。研究至今仍保持低于1%的受试者脱落率。

　　《论坛报》：漫长随访过程中混杂因素如何处理？

　　Sacco教授：确实，我们只能研究持续测量和记录的数据，而无法控制未测量数据。为此，除经典危险因素如吸烟、肥胖、血脂、血压水平等外，我们尽量多地收集了可能相关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习惯（如饮食及体力活动等），失去家庭成员和抑郁情绪等因素。我们还自基线起即有计划地储存血浆和血清，以备将来监测某些在研究开始时未知或无法检测的炎症指标。

　　我们每年对受试者作细致的电话访谈，一些引起注意的新危险因素可以随时添加并纳入后续研究，例如我们在基线时没有收集关于睡眠的信息，但研究开始8年之后，我们注意到睡眠障碍这个因素，并开始详细了解和系统记录整个队列睡眠状态相关信息，并期待在合适时机分析这些数据。这是我们发现新危险因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