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颤动(AF)因其发病率升高及相关卫生保健影响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人口老龄化、多病共存、合并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等其他心血管疾病的生存期延长，导致房颤发病率升高。房颤患者为管理症状和合并疾病 (卒中和心力衰竭)而多次使用卫生服务资源，进一步造成高昂的卫生和社会护理成本。与抗心律失常药物(AADs)相比，导管消融术(CA)在维持窦性心律方面更有效，是目前心律控制的一线治疗策略。证据表明，CA改善AF患者的生活质量(QoL)，减少心力衰竭住院、卒中和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事件。

        然而，阵发性和持续性房颤患者中，只有一半患者在一次消融手术后长期(≥3年)未发房性心律失常(53.1%，95%CI：46.2-60.0%)。高龄和长期房颤病史等危险因素，增加了复发的可能性，但不是消融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因此，临床上迫切需要更精准的消融前筛查工具(包括生物标志物)，以确定患者消融术后复发风险。此外，识别血液/血清生物标志物有助于个性化用药，有创操作或新型靶向药物应用前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

        既往荟萃分析中，利钠肽、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 (IL-6)、低密度脂蛋白(LDL)、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2 (TIMP)和半乳糖凝集素-3 (Gal-3)均与射频CA术后AF复发风险增高相关。此外，高敏CRP (hsCRP)、I型胶原羧基末端肽(CITP)、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受到关注。该研究是首个根据基线血液生物标志物与CA后房颤复发的关联强度对其进行排序的研究，更新和扩大了现有meta分析的范围。

        通过网站(Pubmed/Medline、Embase、Web of Science、Scopus)及相关参考文献检索，应用PRISMA进行处理。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比较生物标志物水平，并以比值比(OR)表示。采用meta回归和亚组分析检验异质性。

        经筛选共纳入73项研究。在22种生物标志物中，有9种与CA后房颤复发相关。NT-proBNP(OR:3.11,95% CI:1.80-5.36)，BNP(OR:2.91,95% CI:1.74-4.88)，高敏C反应蛋白(OR:2.04,95%CI:1.28-3.23)，CITP(OR:1.89,95%CI:1.16-3.08)和IL-6(OR:1.83,95% CI:1.18-2.84)水平升高与房颤复发密切相关。meta回归表明，AF类型对BNP水平有显著影响(异质性I2 = 55%)。亚组分析显示，与非阵发性AF患者相比，阵发性AF (PAF)队列中BNP水平升高与房颤复发的相关性更强。Egger检验排除了小研究效应中存在的发表偏倚。

        该荟萃分析的主要结果包括:(1)与窦性心律相比，高基线水平的NT-proBNP、BNP、hsCRP、CITP和IL-6与房颤复发密切相关;(2)ANP、WBC、IL-6等生物学标志物基线水平升高，与房颤复发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相关性较差。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与药物治疗相比，CA患者心律失常复发的风险仅降低约55%。为了进一步改善预后，血清生物标志物成为预测工具之一，在促进个性化医疗发展或识别新型药物靶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利钠肽

        既往分析利钠肽预测消融结果的meta分析存在局限性，如由于缺乏统一的测量单位和未能区分利钠肽而高估其效应。该研究结果强调了B型利钠肽(BNP, NT-proBNP)升高与CA后房颤复发之间的强烈关联。研究证实，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房颤患者的BNP和NT-proBNP水平显著升高。导致B型利钠肽升高的病理驱动因素是AF所特有的，在伴有/不伴有房颤的心力衰竭队列中差异显著。

        这些驱动因素的来源是心房还是心室?房颤患者心房容量的变化与BNP水平只有轻中度的相关性。假设之一，导致心室功能不全的快速心律失常引起房颤患者B型利钠肽增加。心脏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情况下，炎症可增加血浆BNP及其基因在心脏组织中的表达。炎症可引起心房心肌病(定义为结构和/或心房电生理变化),导致房颤的发生和维持。因此, 房颤特有的高钠尿肽水平可能是由炎症引起的，导致消融后房颤复发的概率增加。

        在亚组分析中，另一项重要发现是BNP水平受AF类型的影响。队列中的非PAF患者BNP水平与消融结果的相关性较弱。据文献报道，高水平的BNP和NT-proBNP与房颤进展和非PAF相关。可能的解释是，BNP升高是PAF队列中由于心律失常频繁发作而导致心律失常负担加重的一个指标。这些可能增加患者发生AF的可能性，使B型利钠肽水平升高。

        炎症标记物

        既往三项荟萃分析综合了评估CRP和hsCRP的研究，提出CRP是消融后房颤复发有价值的预测因素。该荟萃分析首次提出与消融结果相关的是hsCRP而非CRP。IL-6刺激CRP，这两种标志物通常一起分析。心外科手术患者左心耳的组织学数据显示窦性心律患者中IL-6阳性巨噬细胞显著高于对照组。这提示心房颤动患者血清IL-6是局部心脏炎症的结果。该荟萃分析进一步印证了先前的研究，即IL-6可增加房颤风险，与复律或消融后复发相关。

        纤维化指标

        心肌纤维化以细胞外基质沉积增加为特征。目前已有研究证实，胶原合成和降解相关标志物(I型和III型胶原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如CITP、TIMP、基质金属蛋白酶MMP、III型前胶原N端肽PIIINP、TGF-b)与AF消融结果相关。最近，一项联合纤维化标志物(包括CITP)的研究表明，参与左心房电重构的交联和沉积可独立预测CA后的复发。该研究是首个显示CITP联合作用及其与房颤消融结果相关性的荟萃分析。半乳糖凝集素-3 (Gal-3)相关证据存在争议，其降低其水平不能减轻心肌纤维化。这与该荟萃分析结果一致，即基线血清Gal-3与房颤消融后复发无关。然而，最近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却肯定了这一点，但这一发现可能受到一项收集心脏内血液样本的研究的影响。Begg分析显示心房颤动的Gal-3水平在外周血中比心室内高得多，这表明存在其他潜在来源(血管、肾或肝)。

        临床应用

        该荟萃分析为首个根据血清生物标志物与房颤消融结果的相关性对其进行排序的研究。目前已经建立了几种预测CA后房颤复发的预后模型，其中一些纳入了eGFR，根据该荟萃分析，eGFR的优先级相对较低。现有预后模型中加入钠尿肽(BNP和NT-proBNP)、纤维化标志物(CITP)或炎症标志物(hsCRP)可能改善其预测效能。针对全身炎症的药物(抗IL-6)可能是抗心律失常治疗的另一种方法，因为最近发现IL-6直接影响心房重构(下调心房连接蛋白)。优化的预后模型能够识别高危人群，并利用药物治疗改善消融结果，以实现更好的精准医学模型。

        炎症标志物和利钠肽对CA患者房颤复发具有预测作用。血液样本易于获取，处理成本相对低廉。将以上与房颤复发密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纳入现有的预后评分中可能会提高预测效能。结果尚需更完善的RCT研究进一步验证，预定的时间点，特点明确的队列(PAF和非PAF)中监测以上生物标志物。以上生物标志物可能最终被纳入临床实践，使个性化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