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早上，由上海市医学会与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办的第10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OCC，简称“东方会”)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开幕式。今年是东方会“10岁生日”，开幕式在一曲悠扬的小提琴曲《生日快乐》中拉开序幕，紧接的一段短片展示了“老上海”的传统和“新上海”的现代化。偌大的上海世博中心红厅座无虚席，与会者们纷纷期待着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主持人介绍了本次参与开幕式的多位中外专家，包括：上海市医学会会长、上海医师协会会长徐建光教授;大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陈灏珠院士;《循环》(Circulation)杂志主编希尔(Joseph Hill)教授;以色列心脏学会前主席、国际心脑血管系统应用及高科技生命科学技术创新大会(ICI)主席罗坍(Chaim Lotan)教授;欧洲心脏节律学会前主席、德国心脏病学会主席库克(Karl-HeinzKuck)教授;大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葛均波院士;大会名誉主席、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侯任主任委员韩雅玲院士;大会名誉主席、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前任主任委员霍勇教授;大会名誉主席、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张运院士;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主任委员黄从新教授;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主任、澳大利亚皇家医学院院士林延龄教授;大会执行主席、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专科分会主任委员方唯一教授。

徐建光教授开场致辞，他首先肯定了上海在推动中国心血管领域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他指出，临床发展倚赖科学进步，而心血管领域是发展最快的临床领域之一。东方会成立10年，得到越来越多业内外瞩目和认同。本届大会设置了多个分论坛，探讨心血管疾病的最新诊疗进展，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心血管领域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勇攀科学高峰，为人民造福，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的宗旨，相信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葛均波院士在致辞中回顾了东方会过去10年的发展，并一一感谢了这10年为东方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们。

林延龄教授在致辞中提到了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的珍贵友谊，每年诸多中外专家相聚东方会，共同交流中西心血管疾病诊治的多样化理念。

ChaimLotan教授谈到，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是20多年前，这20多年间中国的变化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医疗领域，希望以色列与中国在医疗领域继续紧密合作。

■主题发言

葛均波院士：中国心血管人十年的奋斗与成果

现状仍然严峻

葛院士指出，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和死亡率仍处上升阶段，平均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每5例死亡中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地区从2005年开始，急性心肌梗死(AMI)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13年甚至大幅超过城市平均水平。

CHINA-PEACE研究显示，近十年中国因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住院的人数显著增加，STEMI患者合并症增多、辅助检查和诊疗措施使用增加，院内病死率并无显著降低。十年间，STEMI患者行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比例增加，溶栓率下降，总体上接受再灌注治疗的患者比例并未提高，院内病死率变化无统计学意义。这是我们今后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冠脉介入治疗之路

中国冠心病介入治疗在经历了1985-1994年的艰难起步、1994-2003年的蓬勃发展后，2003-2014年进入突飞猛进和不断完善阶段。具体体现在器械发展、尤其是药物洗脱支架(DES)的广泛使用，使PCI治疗效果更佳，近远期效果大幅改善;冠心病介入治疗数量、质量齐头并进，从国家层面建立了质量监督体系规范心血管介入治疗。

近十年，我国PCI总例数猛增，2015年达567583例，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预计2016年将继续增长，甚至可能超过美国。但是，不同地区、级别医院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依然明显，而规范化问题仍需进一步加强。

中国在慢性完全闭塞病变(CTO)介入治疗和经桡动脉介入治疗(TRI)方面的进展可圈可点。中国慢性完全闭塞病变介入治疗俱乐部(CTOCC)于2005年成立，在该平台支持下，我国CTO术者整体水平和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国内TRI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自2012年开始一直保持经桡动脉路径>80%比例，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中国冠脉介入治疗一大特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介入新技术和新器械的推广应用方面，我们也紧跟国际发展趋势，不断尝试创新，逐渐与国际领先水平接轨。第一代DES不可降解的聚合物涂层可能造成较强的炎症反应，导致内皮修复不完全。葛院士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新型可降解涂层DES研究，从诸多候选材料中反复筛选，最后选出特定分子量的聚乳酸类材料作为可降解载药涂层，其在控制药物释放后逐渐降解，减少了涂层永久存留在血管中导致的诸多不良反应。2005年，新型可降解涂层支架Excel问世，该支架大大减少了支架内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其良好的临床疗效提高了国产支架的国际声誉。

在此基础上，葛院士团队于2006年开始着手国内首个完全可降解支架Xinsorb的研发工作，通过不断摸索改进，于2013年启动Xinsorb首次人体探索性研究，6个月随访显示，该支架具有与国外同类产品一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014年10月，Xinsorb确证性临床试验启动，并于2016年5月完成所有患者入组。此外，2015年11月2日，葛院士团队完成了世界首例人体深低温冷冻消融去肾动脉交感神经术(RDN)。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由国人自主研发的新器械能带来更多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心衰治疗进展

我国心衰发病率和患病率的流行病学数据相对较少。在心衰药物治疗方面，利尿剂、洋地黄、硝酸酯类等传统药物一直有着相对稳定的使用率，尽管洋地黄的使用在全国范围的调查中有减少趋势。指南中推荐使用、有改善心衰预后证据的3大类药物――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CEI/ARB)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的使用有了明显增加，但靶剂量达标率较低，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以及不同等级医院间的差异。

心律失常介入治疗之路

近年来，我国起搏器和心律转复除颤器(ICD)的置入量均呈逐年增长趋势。导管射频消融治疗自1991年引入我国后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射频消融阵发性房颤即刻成功率92.1%，整体效果达到国际水平，主要并发症发生率逐年降低，房颤消融从追求数量开始转变为追求质量。

结构性心脏病治疗发展之路

2010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完成我国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完成TAVR手术400多例，近期效果满意。几款国产瓣膜也正处于积极临床研发中。2015年，《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中国专家共识》出台，结合我国国情给出指导性建议，有助于促进我国TAVR技术更加规范、安全地发展。

MitraClip技术、经皮肺动脉瓣置入、经皮左心耳封堵和经皮左室重建术等也在我国起步并逐渐发展。

葛院士最后谈到，创新的步伐永不停止。2015年，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成立，就在5月26日，首届国际心血管技术和产业创新峰会(ISCI)作为东方会重要的前序开幕，期待创新引领中国心血管领域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霍勇教授：未来十年，中国心血管疾病防治应做好“两防一救”

霍教授回顾，世界卫生组织(WHO)2013年发布的2025年全球慢病防控目标包含9个子目标，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因慢病(心血管病、肿瘤、 和慢性呼吸道疾病)过早(30~70岁)死亡较目前相对减少25%。其他子目标中，第二个(过量饮酒相对减少10%)、第三个(体力活动不足人数相对减少10%)、第四个(吸烟率相对减少30%)、第五个(食盐量相对减少30%)和第七个( 和肥胖都停止上升)与医疗相关，也与社会相关;第六个(血压水平未达标的比例相对减少25%)、第八个(药物预防心脏病和脑卒中――至少50%的高危患者可以获得多种药物治疗和医生指导)和第九个(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基本药物和技术设施――80%的基层医疗机构有用得起/会使用的基本药物和技术设施)不仅与医疗有关，还与体系紧密相关。

2011年纽约世界慢病峰会中，中国政府庄严承诺了我国控制慢病的决心。2013年，15个部委制定了中国慢病防治规划，提出了慢病过早死亡较目前相对减少的控制目标，但没有提出具体数据。目前我国正在制定各专业的具体规划。“十三五”规划中特别强调“平均寿命增加一岁”，由此推测，慢病死亡人数应相对减少10%。

根据WHO公布的数据，中国在慢病防治上的起点较低。首先，中国人群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2015年新生儿平均预期寿命76.1岁，领先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这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另外，中国人口基数也在持续增长。以上为中国慢病防治带来巨大挑战。

WHO2016年统计年报显示，中国因慢病早死的死亡率为19.4%，在亚太国家中仅次于印度。世界范围内，虽然亚太地区慢病死亡率持续下降，但因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基数增加，实际死亡数量从2000年到2012年不断增加，提示亚太地区整体慢病防控负担非常严重。

面对如此现状，心血管疾病防治应该承担更多慢病早死预防责任。这是因为：肿瘤的预防作用小于心血管病预防;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率不断上升、很难下降; 控制方面目前WHO也仅仅提出希望“不再上升”;而WHO设定的心血管疾病下降目标是>25%，“十三五”规划是>10%。

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0年，如果不经年龄标化，那么所有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数量，除风湿性心脏病外，都在不断增加。年龄标化之后，只有3类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数量在不断增加――缺血性心脏病、房颤和周围血管疾病，而导致死亡最多的心血管疾病是脑卒中。因此，中国心血管疾病的防治重点非常明确：防脑卒中、防冠心病和救治心肌梗死。

如何完成以上“两防一救”的任务呢?

高血压是国人心脑血管疾病的首位危险因素，其防治尤为重要。从1992年、2002年和2015年数据可见，中国人群高血压发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都在不断上升，但治疗率从未超过50%，控制率最高(2015年)为14%。2015年CSPPT研究发布，揭示对于中国人群，在同样控制血压达标基础上，补充叶酸可进一步减少21%卒中风险。霍教授团队对荣成市64万人口进行H型高血压的筛查，让高血压的控制率增加了30%，脑卒中从之前的4100多例减少到现在的2900多例。

心肌梗死防治情况如何呢?CHINA-PEACE回顾性研究揭示，虽然2001年至2011年我国STEMI患者住院率和接受PCI比例一直增加，但院内死亡率并未改善，显示救治作用甚微。霍教授说，这不是因为我国缺乏好的技术和临床医生，而是我们缺乏高效的救治体系。我们需要国家层面的行政指导和支持，积极建设AMI区域救治体系，以提高STEMI患者早期再灌注治疗率、缩短早期救治时间以及降低死亡率、致残率和医疗费用。展望中国AMI救治的未来，希望以医院为中心，以胸痛中心连接医院与社会急救体系，借助媒体、政府和专业支持，持续改进、逐渐扩大。

霍教授最后总结，管理慢病人群，需要重视患者及高危个体和基层医疗服务两大主体;要为患者解决医疗服务费用的问题;要平衡预防和治疗的资源投入。总之，要从中国人群心血管疾病的特点和重点抓起，提高各级医疗服务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实力，建立多级分工合作的高效医疗服务体系――这是中国慢病控制的重要策略。

JosephHill教授：未来20年，心衰和 将成两大挑战

未来20年心血管疾病将主要以心衰为主

Hill教授首先引用美国数据展示，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由于基础研究、药物研发、预防医学、生活方式干预等各方面的科学创新和进步，美国人群的心血管死亡率从1950年的450例/100000人降至2010年的100例/100000人，百分比降低了75%以上。从前可能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如今大部分能存活下来。然而，心血管疾病仍然是全球人群的“头号杀手”。

众所周知，医疗的宗旨是治疗疾病。但是现实中，很多疾病是不能被“治愈”的。传染病和某些癌症等可以被“治愈”，但大多数情况下，治疗能达到的最好效果是将急重症转化为可以管理的慢性疾病，患者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与这些慢性疾病做斗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以前，AIDS患者可能会因各种原因去世，现在AIDS虽然不能被治愈，却可以被有效管理，可为患者争取好几十年生命。

1960年代，当美国还没有冠心病监护室(CCU)时，AMI的院内死亡率是30%;15年后进入CCU时代，得益于除颤技术、血流动力学监测和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AMI院内死亡率在1975年前降至15%。又一个15年过去，再灌注治疗时代，得益于抗血小板治疗、溶栓治疗，AMI院内死亡率再次减半至6.5%;而当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AMI院内死亡率为3%。50年间，AMI的院内死亡率3次减半。

然而，几乎同时，AMI患者存活出院且不患有心衰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大多数AMI患者出院时发展为慢性心衰。也就是说，AMI已经转变为可以持续管理的慢性疾病――心衰。

Hill教授由此预测，未来20年心血管疾病将主要以心衰为主。

全球面临严重肥胖和 问题

在所有心脏环境暴露中，Hill教授尤其想强调代谢因素，但当前美国人群的健康饮食评分91.6%都属于“差”。1985年美国不同地区的肥胖[体质指数(BMI)>30]患病率最高为10%~14%。2010年，美国所有地区的肥胖患病率升至20%以上，大部分地区高于25%，部分地区在30%以上。实际上，不仅美国如此，全球所有国家的肥胖发病率自1980年代开始都在不断升高。

肥胖患者更易患 ， 患者的心血管健康岌岌可危。2016年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年龄标化的全球 患者数量在1980年为10800万，在2014年为42200万，在2030年很有可能超过70000万。然而，无论在1980年还是2014年，中国 患者所占全球 患者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18.9%(2040万)和24.4%(10290万)。研究者同时预估了全球各国实现2025年实现终止 发病率上升目标的可能性，中国实现以上目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Hill教授强调，心血管医生的首要任务将从20世纪的对抗血栓转变为21世纪的对抗 。

挑战与机遇并存

Hill教授说，我们面临巨大挑战和无限机遇。过去半个多世纪，高血压和 药物迅速发展，然而对所有慢性心衰患者，我们的治疗方式几乎都一样。

Hill教授最后引用了一项比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批准的医学研究资金数量与年龄标化死亡率的研究，结果显示二者跨越10年时间差完美契合，而这10年正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时间。由此证明，对于医疗的投入将显著影响人群健康。Hill教授强调，在问题变得严重前，大力开展研究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