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联动不断增加，各国面临共同挑战：满足人民的医疗需求。因此，以人群为基础的医疗策略及其政策支持，显示出越来越多共同特点。患者权利是其体现之一。通过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各国普遍采纳类似标准，以保障患者的医疗可及性、尊严与隐私、对不同诊疗方案风险和疗效的知情权以及接受和终止医疗服务的决定权。各国经济发展也让多元化的医疗模式成为可能，这进一步提升了患者权利的重要性。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两国都已认识到医疗开销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而国民整体健康水平仍差强人意。虽然美国医疗支出远超中国，但两国医疗支出均以高比例占据全国资源。两国都面临着平衡疾病预防与治疗、将患者权利融入医疗系统的挑战。然而，文化、社会、法律和政治因素影响着患者权利的实施，导致中美两国在医疗实践中患者权利的重要性及其对个人和人群医疗决策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美国的挑战

美国医疗在自由环境中发展，出现多种提供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医疗服务模式，其资金投入和监管也同样多变，结果构成一个松散、甚至有时“无序”的医疗系统。但无论怎样“无序”，美国医疗系统仍然相当成熟，整体上能带来创新并能充分利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然而，美国人口的多样性、各州的相对自主性、诉讼理赔的频发及医疗投入的多变，导致美国成为全球医疗支出最高的国家――然而却并未带来全球最佳的健康产出。

在美国，患者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在不断加深，并且懂得通过更深入地参与医疗方案来提高临床疗效。第三方支付者也意识到，患者满意度可以充分体现医疗服务质量。因此，保护患者权利至关重要。患者权利如果未能得到充分保护，不仅对患者自身，也将对个人(临床医生)、机构(诊所和医院)及医疗系统(医院集团、保险公司和政府)等医疗服务提供者产生负面影响。

对患者权利的保护有利有弊。一般情况下，患者全面了解医疗方案，从而期望并得以更多地参与决策;医生将患者视为伙伴，这有助于提高患者满意度和临床疗效。然而，对患者权利的重视也导致过于繁琐的文书工作，患者被反复要求确认知道诊疗方案的合理性及风险、愿意接受潜在负面结果。以上过程的确让患者更全面深入地获取了相关信息，却增加了患者焦虑，使医患关系沦为一纸商务合同。无助的患者只能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和其他资源进行自我诊疗。针对这一问题，美国领先的医疗机构正在努力，以确保当患者置身于陌生的医疗环境并且需要在“可怕”的医疗方案中做出选择时，得到个性化的人文关怀。

中国的挑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现集中调控和资金不足的医疗系统难以满足庞大人口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冗长的患者排队等候时间、不完善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不够透明的管理、患者为获取医疗服务或保证医疗质量的非正常支付以及较低的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等诸多因素都在影响社会和谐。中国医疗体系亟待改革，十二五计划中的医疗改革举措则应对了这些需求――重新强调患者权利。

社会医疗保险计划的成功扩展、基本药物名单的建立(同时设定药物价格上限)、免费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和医生多点执业的放宽，均使患者的医疗可及性得以提高。省、市法规细化了对知情同意书的要求以及医疗记录的准确性和保密性。最近出台的《精神卫生法》首次明确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类似努力已使患者权利得到提升，但仍有改善空间。患者想要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仍然不得不面对官僚主义带来的阻碍、忍受居高临下的诊疗模式。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城乡差距显著。大城市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但医院人满为患，影响了患者隐私，缺乏以人为本的患者体验。

因此，越来越多患者转向私立医疗机构，以寻求优质服务、保护自我尊严和隐私。患者愿意为此类服务支付的费用远高于公立医院标价。私立医疗机构正因其在保护患者权利方面的优势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加上中国医疗改革将继续鼓励私立医疗机构发展(包括现有的外资医疗机构)，以上趋势很有可能持续存在。

共同挑战

无论在何地，对患者资源的竞争都将是促进患者权利提升的驱动力之一。医疗服务的质量将会通过临床疗效、患者满意度、人性化的医患关系来评估,由患者或第三方支付者决定将医疗费用“投票”给哪家医疗机构。医疗系统需要在医疗服务的每个层面来提升患者权利，需要对患者的生理和社会需求保持高度敏感。最终患者将成为任何成功、先进的医疗系统的中心。任何国家的医疗系统，只要保证患者的首要地位，终会蓬勃发展――为患者谋福利，改善人民健康，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David Rutstein应本报邀请撰稿，许茂怡译，原文标题：中美共同挑战，实践人性化“医疗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