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良教授于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冠心病介入诊疗及研究工作，作为先驱者之一，他见证并参与了冠心病介入治疗由萌芽到成熟的蜕变。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波折，让我们来听贾教授讲述他的所见所思。

        心脏介入不仅是一种治疗手段，也是一门艺术。介入医生首先要掌握基本操作技术，此外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怎样让更多患者能治病、治好病、少花钱，这是所有心血管医生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要尊重每一位患者的生存权和幸福权。

        这些年我总共做了一万多台心脏介入手术，从――死亡边缘成功抢救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至少四五千例，这是我这辈子当医生最欣慰的。

        ――贾国良教授

        风雨30年，我们这样走过

        在艰难中起步

        回顾我国心血管领域发展历史，贾国良教授说，进步最快的就是最近30年。1968年，在贾教授还是医学毕业生刚进入心血管领域时，大内科还是消化和呼吸的“天下”，在各个医院心内科都是“小科室”。心血管疾病，无论是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还是先心病，都缺乏有效治疗方式。心内科医生往往只是做诊断、用药物控制或缓解患者症状。直到1977年，格林奇希(Grutzentig)在瑞士完成世界首例经皮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PTCA)，介入心脏病学新纪元从此开启。在此之前，心血管疾病治疗都是“外科医生的事”，而此后心内科医生应用器械介入到治疗领域。

        介入心脏病学缘起于右心导管术应用于临床。1964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灏珠教授在上海开展右心导管术学习班，西京医院郑笑莲教授(贾教授的导师)参加了此次培训并将右心导管术引入西京医院。198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美籍华人刘赐江先生在西京医院举办冠状动脉造影学习班。1985年，郑笑莲教授和贾国良教授完成国内首例PTCA。

        贾教授感慨，中国PTCA起步的十年非常艰难。一方面介入器械完全依赖进口，高昂的治疗费用将绝大多数患者挡在了门外;另一方面，术中或术后早期血管急性闭塞和术后再狭窄等问题使PCTA的推广受到限制。当时多数患者的症状在PTCA术后能缓解一两年，但也有部分患者(10%~40%)短时间内发生再狭窄。让贾教授记忆深刻的是，当时1位40岁左右的女性心绞痛患者前降支开口部位75%~90%偏心圆狭窄，术后即刻效果很好，疼痛缓解，两三天后患者就能自主活动，但遗憾的是，术后仅仅1个月，患者又出现了活动后心前区疼痛，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球囊扩张部位又发生99%再狭窄，患者接受了第二次PTCA，但也只维持了3年，最终她去国外接受了搭桥手术。“患者花了很多钱但治疗效果维持不了多久，医生也有负罪感，积极性很受打击”，贾教授如是说。

        在没有支架“保驾护航”的年代，介入手术的风险是对术者的重大考验。贾教授介绍，1997年，西京医院邀请“国际介入心脏病学大师”日本专家延吉正清做手术演示，一共准备了11例患者，由于病变复杂程度超出预期，前2例患者均在术中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1例术中死亡。手术演示还要继续吗?旁观的医生都捏了一把汗。当时其他患者态度都很坚决，他们渴望能够摆脱疾病折磨，对医生也非常信任。幸运的是，后面9例手术都顺利完成。贾教授说，即使是国际著名介入专家也无法完全规避手术风险，在掌握技术之外，医生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从1986年开始，国内大医院陆续派医生出国学习，包括高润霖教授、朱国英教授、吕树峥教授、沈卫峰教授在内最早的这一批专家在回国后为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普及推广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贾教授赴日本进修，那一年他观看了上千台手术，对病例的选择和病变的处理有了更深入认识。

        在器械改良中推动技术发展

        支架的应用是冠心病介入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贾教授介绍，早期介入器械都是“卖方市场”，术前需要提前半个月订购，而且只有具备一定资质的医生才能买到。国内代理商还经常供货不及时，型号不齐全。当时一个支架大约4万元，很昂贵且“不好用”。早期Ronbin支架、Cordis支架的内径都很大，柔韧性差，不容易通过病变部位，经常置入不成功。经过不断改良，直到Nir支架、Multilink支架问世，介入医生才算有了得心应手的工具，患者术中死亡的情况大大减少。

        裸金属支架有效解决了PTCA时代最让医生头疼的急性血管闭塞问题，有效减少了心血管事件，降低了血管弹性回缩引起的再狭窄。但由于金属异物刺激，仍有约20%患者因平滑肌异位增殖、新生内膜过度增生引起再狭窄。上世纪90年代末问世的西罗莫司药物洗脱支架(Cypher)等由于支架携带的药物抑制内膜增生而明显降低再狭窄率至10%以下。同时期，国产支架在仿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大型临床研究中相继得到证实，进而打破了进口支架的垄断，显著降低了支架价格。

        抗凝治疗领域也在不断发展，从最早应用的华法林、肝素，到阿司匹林、抵克立得(盐酸噻氯匹定片)、氯吡格雷、新型抗凝药，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逐步提升。贾教授仍记得，抵克立得与阿司匹林联用时，曾有2例患者发生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药物严重的不良反应令医生心有余悸。后来，意大利科伦波(Colombo)教授等人提出支架内血栓与支架贴壁不良有关，新型影像学技术及血管内超声(IVUS)让大家认识到，冠脉造影下70%~80%的支架贴壁良好实际上是贴壁不良，在IVUS指导下于重要部位置入支架延续至今。

        在规范化道路上前进

        2000年以后，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进入快速发展期。大批的年轻医生在澳大利亚、新加坡、法国、德国等国家进修，国内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培训系统。

        规范化问题开始引起重视，2008年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专家工作组成立，从国家层面规范心血管介入治疗的准入、培训和质控。此外，在介入知识普及和传播等方面，心血管专业学会、各种学术会议以及专业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