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201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的日程,会发现今年有一个领域的研究特别突出,不但在全体大会上有两项相关研究公布,其他专场相关报告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大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颁发给该领域研究创新者的奖项,这个领域就是儿童肿瘤。为此,记者联系了开展过多项重大临床研究的儿童肿瘤领域领军人物——ASCO候任主席迈克尔•林克(Michael P. Link)教授,请他谈谈该领域近年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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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201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的日程,会发现今年有一个领域的研究特别突出,不但在全体大会上有两项相关研究公布,其他专场相关报告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大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颁发给该领域研究创新者的奖项,这个领域就是儿童肿瘤。为此,记者联系了开展过多项重大临床研究的儿童肿瘤领域领军人物——ASCO候任主席迈克尔•林克(Michael P. Link)教授,请他谈谈该领域近年来的进展。
儿童肿瘤治疗:3项挑战
《论坛报》:在您看来,儿童肿瘤领域目前存在的障碍和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Link教授: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80%的儿童肿瘤可被治愈,尤其是最常见的母细胞瘤与白血病,治愈率约90%。在此背景下,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和需要迎接的挑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某些肿瘤十分难治,如某些脑部肿瘤,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都未找到很好的治疗方法;再如晚期神经母细胞瘤,尽管我们对其生物学特征已有所了解,也采用了极高强度的化疗、骨髓移植及其他治疗方法,仍有超过半数患者死亡。故对于某些肿瘤,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更深入地了解肿瘤潜在的生物学机制、识别新靶点、开发新药物都很有帮助。
第二,目前有很多儿童肿瘤都非常罕见,要开展能证实治疗方法有助于预后改善的研究很困难,特别是当我们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整个病种,而是具体到某一亚组[例如由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驱动的肿瘤] 时。对于某些病种,不仅仅北美的患者数量不够,甚至全世界的病例都很少,故我们须进行国际间的合作。在此,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进行的B细胞伯基特(burkitt)淋巴瘤试验,下一步将联合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地区的医学中心,将这些地区所有儿童患者都纳入到研究中。可想而知,这种类型的合作是非常困难且具挑战性的,其使研究的进行更加困难,但这也恰恰是我们以后需进行的。
第三,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很多治疗方案在治愈患者的同时也产生了很严重的远期副作用,有时还导致了严重的治疗相关并发症。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些远期反应,在患者被治愈后,确保他们能获得合适的随访以保证治疗的安全性,并在出现并发症时给予恰当的治疗。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去除导致副作用的那部分治疗,那副作用就会相应减少。这将是儿科肿瘤医生的挑战,而且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的问题。很显然,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发新的靶向性很强的药物,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临床试验设计:3个关键
《论坛报》:东方的儿童肿瘤医生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常常会参考西方几个大型研究组织的临床试验结果,在试验设计方面,您可否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Link教授:我曾进行过一些大规模多中心研究,尝试回答儿童肿瘤领域中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探索化疗对于儿童骨肉瘤是否必须,治疗方案中加入一种药物是否会改善尤因肉瘤的转归等,这些都是改变了临床实践的研究。这里,让我们再回到上一个问题中最后提到的挑战——远期副作用,我进行过一些多机构试验,探索在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治疗中,是否应采用放疗,得出的结果很明确,即放疗仅增加治疗毒性,但对于治愈此类患者却并非必须,由此,儿童肿瘤医生都不再对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使用放疗。
基于我从以往数年临床试验的实践中所得的经验,我认为临床试验的设计应注意以下3个关键问题。
其一,试验开始前须最大程度地获取患者信息。有时这很难做到,因有时可纳入临床试验的患者资源并不丰富,入组的患者数目可能也达不到预先的设计,所以我认为,需优先考虑的最重要问题就是,理想状态下,在患者入组时即获取信息,而非在试验结束后再收集信息,这才是最好的方式。
其二,与朋友或同事合作进行临床试验是种很好的研究方式,因在试验设计和进行过程中,需很多不同的想法。以此方式,我们与斯坦福的同行对儿童霍奇金淋巴瘤进行了试验,共同努力使试验顺利进行。
其三,充分了解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很重要的是,一旦患者进入临床试验,即须确保获取其肿瘤组织,并以生物学方法进行研究,如此才能最大程度了解每一例儿童肿瘤患者个体。
ASCO即将推行:3种合作
《论坛报》:在您担任ASCO主席期间,您将主要致力于哪方面的工作?
Link教授:我才刚开始策划任期的重点事项,有一点是肯定要推行的,那就是合作,期望能通过合作征服癌症。我所说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须整个治疗团队合作。儿童肿瘤此方面的工作在多年前即已走在了前面。这种多学科合作的方法,让肿瘤科、外科、放疗科、病理科医生,甚至包括护士及其他相关护理人员和患者家属参与到治疗中,使患者接受到可获得的最佳治疗。在治疗过程中,这样的合作十分重要。
其次,还须与不是我们领域的人士合作,因癌症是一种异质性的疾病,一些靶点或治疗方法并不仅仅适用于一种肿瘤,也很可能对于疾病中涉及的器官产生作用。例如,对于靶向肺癌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EML4)-ALK融合基因的crizotinib,某些儿科肿瘤医生,例如致力于淋巴瘤和神经母细胞瘤治疗的医生也有可能会产生兴趣,因为这些肿瘤的某些亚型都是由ALK所驱动的,而这类患者都有可能从crizotinib治疗中获益。这就是我所说的与其他领域的人士合作。很明显,这提示我们须与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同事合作,这也是新想法和新疗法的来源,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合作模式。为了让新的药物投入市场,我们还要与政府管理部门形成合作关系,例如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或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以保证在有限的患者资源下,进行更有效的试验来测试和验证这些药物。
最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合作,就是我们与患者间的合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患者,与他们交谈,明确我们给予的治疗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确保我们对患者进行了正确的治疗。我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感谢他们的合作,因他们参与到临床试验中,是我们研究的伙伴。在这方面,正如你们所见,很多患者都成为了ASCO会员。ASCO有很多资源,可根据患者的需要,号召募捐或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ASCO作为一个平台,使我们可以为患者做更多有益的工作。这些也都是我在担任ASCO主席后想继续推行的。当然,我也是首位当选ASCO主席的儿童肿瘤医生,我在任期的某些想法或措施将直接来源于我作为儿科肿瘤医生的经历,我想,我在该领域获得成功的一些经验也可转化到其他肿瘤的治疗中,这也是我所期望的。
(记者 金晶 发自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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