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癌症模型的探讨：肺癌诊断、疗效及预后预测
肺癌是全球第一大癌，死亡率居恶性肿瘤之首，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18万人死于肺癌。在我国，肺癌也是首位恶性肿瘤死因，约占所有癌症死亡总数的22.7%。形成此种局面的根源在于肺癌的治疗效果不佳，其5年生存率仅为15%左右。而导致肺癌预后差的主要原因有：肺癌的早期诊断率低以及缺乏指导治疗的准确的预后预测系统。
上图：分波显微镜（PWS）新技术可检出颊黏膜细胞的染色质紊乱，从而早期检测肺癌[图片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血清肿瘤标志物目前，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肺癌的早期诊断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常用的有：①癌胚抗原（CEA），大约40%~80%的肺癌患者可出现CEA升高，血清CEA水平的动态变化能反映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和预后；② 细胞角蛋白21-1 片段（CYFRA21-1），原发性肺癌患者血清CYFRA 21-1浓度明显升高，血清CYFRA 21-1水平随肿瘤分期的增加逐渐升高，其还能预示肺癌预后，并有助于判定手术疗效；③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Ag），有助于在术后早期预测肺癌手术效果；④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NSE 阳性率约为60%~80%，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阳性率<20%，患者对化疗产生反应后此酶水平会下降，病情完全缓解后其水平可达正常。另外，组织多肽抗原（TPA）及糖类抗原CA 125、CA 15-3等指标的异常高值也是早期诊断及预后不良的常用指标。联合多种肿瘤标志物检测，并通过支持向量机模型或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可进一步提高肿瘤标志物在肺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分子生物学检测研究肺癌癌前病变的分子异常，对于了解肺癌发生的分子机制有着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有着重要实用价值。取材包括痰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支气管刷检标本、组织活检标本、外周血和骨髓标本，常用的分子生物学标志物有p53、p16、EGFR、ERCC1、Rb、MGMT、K-ras、MyC、NORE1A超甲基化、RASSF1A、端粒酶活性、不均一核糖核蛋白(hnRNP)等基因，它们在相关研究中都显示出有作为早期诊断标志物的价值。
预后预测模型
大量研究表明，除了早期诊断率低之外，肺癌患者总生存率较低的另一主要原因是肿瘤的复发和转移。因此，寻找肺癌转移及预后的预测因素，并进一步构建有效的预测模型，从而指导治疗，对提高肺癌疗效很有意义。
用于肺癌辅助治疗 辅助化疗在NSCLC治疗中的地位是比较明确的。但对于Ⅰ期NSCLC，从目前的循证医学证据看，辅助化疗不应成为标准治疗（CALGB 9633研究者认为，辅助化疗仅对原发肿瘤大于4 cm的ⅠB期NSCLC有益），但客观现实是，Ⅰ期患者经过标准治疗后，仍有20%~30%生存未超过5年，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出现了复发或转移。而对于Ⅱ期和ⅢA期的患者，虽然辅助化疗的地位明确，但仍有部分患者在较短时间内出现复发或转移。因此，建立以分子生物学标志物为基础的预后预测模型，以预测哪些患者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从而避免部分患者“漏治”和“陪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2006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美国Nevins 等报告了一种采用基因组学技术建立的预测早期NSCLC预后的预测模型，即肺癌Metagene 预测模型。该模型在测试人群（89例）中预测预后的准确性>90%，预测ACOSOG研究组（25例）预后的准确性为72%，预测CALGB组（84例）预后准确性为81%。同样，我国学者戎铁华等通过筛选出22个相关分子标志物，并基于肿瘤分子信息和数据挖掘方法建立了Ⅰ期NSCLC个体化预后预测模型。该模型可以实现单个患者的个体化预测，结果显示敏感性为76.9%，特异性92.3%，阳性预测值为83.8%，阴性预测值为88.9%，总正确率达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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