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届海峡肺癌国际高峰论坛暨第六届肺癌精准诊疗研讨会期间，来自福建省肿瘤医院的徐海鹏医生和中国肺癌领著名专家吴一龙教授就2017肺癌研究热点和中国肺癌研究的机遇和挑战等话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解读2017肺癌治疗热点研究

徐海鹏医生：吴院长，首先很荣幸的邀请到您参加第一届海峡肺癌高峰论坛，并接受我们的采访。肺癌的研究日新月异，今年也取得了不少进展，我们所关注在2017年您所关注哪些热点呢?

吴一龙教授：现在肺癌已经进入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时代，因此我觉得每一点进步都是需要我们关注，有可能是每一点关注都会导致到我们整个临床实践的改变。

我首先先从早期的病人来说起，因为这几年我们对早期的辅助治疗，我们一直是没有多大的突破，但是今年有两项的研究告诉了我们辅助的靶向治疗真正的作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第一个最大的也是现在唯一的公开发表的一个三期的临床实验，是由中国CTONG协作组牵头做的ADJUVANT研究，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在N1、N2的病人，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术后采用靶向治疗能够有效的延缓肿瘤复发的时间，对比化疗可以延长10个月左右的DFS。

该研究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靶向治疗有非常强的优势。那我们在今天后续的研究当中又展示了ADJUVANT另外一个分析，就看我们的复发模式，在复发模式我们看到了脑转移跟骨转移是两个主要的问题。如果你说做分析的话，这个脑转移跟骨转移复发的高峰时间大概是在8到10个月左右的时间，而靶向治疗的话复发高峰时间是在24个月之后。你们想一想，单纯从数据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辅助靶向治疗确确实实改变了我们这些病人，整个生物学的行为，也改变了他疾病的过程，所以是值得非常高兴的事情。

对该研究最大的争议是说我们一定要看OS，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OS是一个高水平的OS，不是过去辅助化疗那个低水平的OS，所以我认为很快的再过一两年，大家的认识慢慢统一，TKI的靶向辅助治疗会奠定它的位置。

那在今年的世界肺癌大会上，天津的王长利教授报道了一项II期的临床实验，尽管II期的临床研究病例数没办法和III期临床研究来比较，但是他看到了同样的趋势，这个趋向是证实了验证了我们在ADJUVANT研究中所发现的。

日本的临床实验明年公布的话，确认了这个ADJUVANT的结果的话，EGFR TKI就会成为我们的临床实践的一个新的治疗选择。

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个病人的调研，调查了约几百个病人，其中60%以上的患者他们认为如果有靶向治疗来作为他们辅助治疗，他们更愿意选择靶向治疗，而不愿选择辅助化疗。

第二个关注的热点是在局部晚期肺癌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在晚期病人里面，我们有一个免疫治疗在同期放化疗之后的PACIFIC研究结果，疗效令人惊奇，复发时间提高了一倍以上，这是在近二十年罕有进展的III期非小细胞肺癌取得的非常巨大的进步。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研究结果也会写入史册。关于PACIFIC类似的临床研究，也准备在中国在开展，那么我们已经在做方案的设计，我们会比全球的PACIFIC加入更有创新性的设计。我们希望有第二个这样的临床实验来验证我们PACIFIC的发现。

第三个大的进步，我们就会看到晚期的病人，我们今年非常关注的就是在EGFR这个通路上，我们一线应该使用什么药，因为我们的一代、二代已经用了那么长时间了，那么他的中位的PFS那都是在9到1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年看到了有两个临床研究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两个临床研究会互相影响着我们未来的选择。一个是我跟莫树锦教授两个人一起联手做的第二代TKI--Dacomitinib的研究，Dacomitinib它虽然是一个第二代的EGFR TKI，但是你们看到它的PFS突破了14个月，那么这是过去所有的研究我们没有看到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病人里面，我们看到的18月PFS，那么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就就是第三代，那么第三代的奥希替尼的研究，用到的一线，我们期望它能够一个惊喜，它确实给我们惊喜，但是这个惊喜的话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它只有大概19个月，那么19个月PFS，如果跟二代这两个比较起来，我们就发现了它如果是跟第一代比较，优势非常的明显。但是如果跟第二代比较的话，它的优势不是很明显，那因此就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如何来进行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要探讨的问题，毕竟我们手头可用药物越来越多，我们会有更多选择能够为病人带来好处。

那晚期的话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就是ALEX它的公布，Alectinib是在ALK抑制剂通路上，跟克唑替尼的头对头的比较，在去年我们看到了日本的研究，那今天ALEX告诉我们确确实实是出来了，而且它的PFS就真正非常令人振奋，它达到了25到26个月之间，那这是两年以上的一个时间。ALK跟我们的EGFR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演变，但是这个结果就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像ALEX结果出来的时候毫无疑问的，如果Alectinib一旦上市，它自然而然必须是现在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我们一代加上二代总的生存。还有一个不管是一代也好，第三代也好，他们这些药的耐药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一种散点。因此ALK路子走的跟我们EGFR完全不一样，但是EGFR突变它的耐药模式是非常大的不同，一代、二代非常近似，到了第三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对后面整个治疗选择会提出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我对今年肺癌应该高度关注的，从早期到晚期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四点。

近年来中国肺癌研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徐海鹏医生：非常感谢吴教授对2017年热点问题进行一个高度的概括。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学者不断的努力，中国研究在世界肺癌治疗当中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未来5到10年中国会向一个怎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吴一龙教授：因为过去二十年我一直是跟国际上非常多的研究者在一起并肩作战。我们应该非常清醒的看到虽然这几年中国研究者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但是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肺癌临床研究的强国之列，我们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们唯一的能够在国际上跟世界同行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取得了影响的话只是在EGFR这条通路上，那么在这条通路上不管是吉非替尼也好，阿法替尼也好，以后的第三代的奥西替尼也好，我们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可以说是引领的。

但是到了ALK通路，到了免疫治疗药物，我们的差距是蛮大的，所以我们说在今天我们要非常理性来看中国的肺癌研究水平。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也不要被这一点小小的胜利冲了头脑，我们的距离还是蛮大的，我们只是说在大概在1/3的患者上我们取得有绝对的发言权，但是2/3的患者特别是在免疫治疗的话，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近二十年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非常有执行力的临床研究者，所谓有执行力的话，就是人家有一个研究方案过来之后，我们执行非常好，我们利用我们病人的优势，然后做得非常好，在短时间把它赶上去，这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缺乏源头的创新，如果是在临床研究上没有源头的创新的话，我们很难成为国际上的肺癌研究强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有这种源头的创新性，包括业务的创新，包括我们临床实验的创新，只有达到了这个高度的话，那时候才有可以值得高兴的事情。目前来讲，我不像你们那么乐观，我总是觉得我们任重道远，我们前面的路还非常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