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率先开发了测序和改变基因组的方法,他被称之为系统生物学创始之父,而且他很有可能是世界上能够重新使已灭绝的猛犸象复活的研究者;如今一项关于谁能够拥有关于革命性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权的斗争,或将部分取决于研究者Church的科学技能是否被认为是平凡的。
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率先开发了测序和改变基因组的方法,他被称之为系统生物学创始之父,而且他很有可能是世界上能够重新使已灭绝的猛犸象复活的研究者;如今一项关于谁能够拥有关于革命性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权的斗争,或将部分取决于研究者Church的科学技能是否被认为是平凡的。
在解决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争夺中,美国专利商标局(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必须考虑一些神秘且奇怪的问题,但这项拖延了多年的诉讼程序目前或许正在从科学研究的细节转向导不正当行为的指控,纽约法学院的法学家Jacob Sherkow表示,目前似乎有一些糟糕的“演员”和恶意的指控,而且趋势还在进一步蔓延。
在欧洲CRISPR专利的申请目前也在等待关键的裁决,有人认为将会在9月底就会给出裁决结果;当然对于某些人而言,仇恨就不足为奇了。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的研究者Robin Feldman说道,如果在危急关头有很多钱的话,我想人们会为其而拼命的,尤其是在这场为了争夺“王国钥匙”的战斗中,相信谁都不会落下。
维权之路
自然状态下,细菌和古细菌都能够利用CRISPR–Cas9来抵御病毒的感染,但在2012年,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和于默奥大学的微生物学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就报道,他们通过对CRISPR–Cas9进行重编程后就能够实现对选择性位点的DNA进行切割;随后在2013年早些时候,包括博德研究所的合成生物学家Feng Zhang团队在内的多个研究团队就报告CRISPR–Cas9能在活体的真核细胞中发挥作用,包括人类细胞。
由于具有易用性和通用性的特性,来自全世界多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就利用基因魔剪CRISPR–Cas9来重写基因组并且修饰细胞,该基因编辑技术在医学研究、农业等研究领域的潜在应用毋庸置疑,据咨询公司ipstudies介绍,目前全球有860多项CRISPR同族专利,而且平均每天都会有一项最新专利被添加进去。
当然人们关注的焦点还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权到底属于伯克利还是博德研究所,他们的基础专利覆盖了CRISPR–Cas9应用的多个方面,尽管伯克利的研究人员首先申请了专利,但博德研究所的研究者却选择了一项加快审查的过程,而且其专利也早于伯克利先获得,随后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向美国专利商标局递交申请宣布进行专利干涉,他们提出了一项非常复杂的过程来证明到底谁应当拥有这项专利权。
从今年1月份开始,双方一直在向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法官递交专利申请,博德研究所声称,伯克利最初的专利申请资料中描述了他们在原核生物(比如细菌)中对CRISPR–Cas9技术的应用,却并没有充分描述如何在真核细胞比如小鼠和人类细胞中如何应用CRISPR–Cas9技术,目前差异的重点就在于CRISPR–Cas9最有潜力的应用很有可能是其应用于医学研究领域,而且很多生物技术公司在早在伯克利和博德之前就已经对专利进行了授权登记。
伯克利方面则认为,CRISPR–Cas9技术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非常明显,而且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是由普通研究者快速飞跃所致;伯克利指向了几个获得快速成功地研究团队,其中包括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和首尔基础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已经将CRISPR技术在人类细胞中进行了成功地应用,博德研究所则反驳说,这些科学家都是该研究领域的领导者,根本不存在伯克利所说的普通研究者一说。
一项有风险的交易
令人惊讶的指控目前也同科学论证交织在了一起,伯克利分校方面递交了一份来自林帅亮(Shuailiang Lin)的邮件,林帅亮于2011-2012年作为访问学生在张峰实验室从事相关研究,林帅亮表示,张峰实验室CRISPR研究的灵感来自于Doudna和Charpentier发表的文章中的灵感,而他们并不是独自发现并对该系统进行了研究,博德研究所则反驳说,林帅亮想以此寻求Doudna实验室的一份职位。
伯克利分校方面要求 “传唤”林帅亮,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法官于9月14日拒绝了这一请求,当双方9月底对此前动作做出回应时,来自博德研究所的完全反应或许就会到来。与此同时,博德研究所方面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法官递交请求要求忽略来自伯克利的两位科学证人的证词,收集证词的律师事务所此前为博德研究所工作,因此其或许参与了机密信息的收集,然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法官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博德研究所的请求只不过是想试探一下。
而最激进危险的动作就是伯克利方面决定请出研究者George Church,在2012年的文章中,他们已经递交了George Church庆贺Doudna和Charpentier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邮件,这就给予了研究团队一定的灵感来在真核细胞中尝试研究CRISPR系统;长期以来,研究者George Church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那就是如何将不同的基因编辑系统从细菌细胞转移到人类细胞中,8月份George Church告诉Nature杂志,这种转变或许是非常明显的。
美国专利商标局9月14日拒绝了这项传唤,Church表示,他并未同伯克利的律师交谈过,但他对法官的判决感到惊讶,而且他推测这和他们的观察结果或许有很大关系。澳大利亚律师Mark Summerfield表示,总的来说,这场仇恨对于两个学术机构而言是非常罕见的,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公司都已经获得了专利,而且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或许和商业利益有关,如果各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话,他们或许就要据理力争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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