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个手术室红灯亮起，处于繁忙时段时，麻醉医生在麻醉准备工作结束后、医生开始手术时，要兼顾两个手术室里各病人的麻醉过程监测。

　　47.78%的麻醉医生，不含值班时间，平均每日工作超过10小时……有极端一些的，如果再算上值班时间，就会有连续工作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情况。

　　3月4日，一位规范化培训医生在麻醉科轮转值班后猝死。据不完全统计，这是近3年的第13位麻醉医生猝死。去年11月，于布为教授担任会长的上海市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在年会上率先提出一份《上海市麻醉科医师劳动保护条例（草案）》，分发给800多位与会者，发出麻醉医生的呼吁，但目前还无实质进展。

　　上海市医学会麻醉专科委员会主委俞卫锋教授很无奈：“虽然目前只能算是一种倡议，但毕竟我们发出了我们的呼吁。”他认为，麻醉科室的困局在于各科手术量呈几何级增长，长时间的人手缺乏，以及对麻醉的低估。“我很矛盾，担心说了大实话，就更加没有人来了。”

　　已被报道的猝死医生数字，并不包括发生心跳骤停被抢救回来的医生。

　　梁艳（化名）是上海某三甲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年近五十。2001年，她工作的第11年，曾在死亡线上走过一遭。

　　那日早晨，她结束夜班，按“科里惯例”她还得继续上白班。在忙完5台甲状腺手术、2台肠梗阻手术后，她就直接晕倒在手术室内。同事们一通按压，抢救回来，迅速做了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并给她开出两周病假单。她把病假单揣在口袋里，心想今天还是先回家再说。746路公交车上，她渐渐感到胸前“压榨性疼痛”。一瞬间，甚至快要失去意识，连喊救命的力量都没有。她靠在驾驶室边的栏杆上，反复告诉自己：“我要活命！”仿佛命运眷顾，车进站了，报站的广播恰好是仁济医院站。下车后，她踉跄冲进急诊室，一边不断用拳头砸自己的胸口。

一位护士发现了面如死灰的她……

　　待她醒来，主诊的急诊科医生只对她说了一句：“你们麻醉科的，我知道的，太辛苦了。”

　　当时她泪如雨下。随后在ICU住了7天。

　　现在回想这些，梁艳已经淡定许多。她的同事，前不久在交班时，就直接倒下，爬起来鼻青脸肿。医护们私下互相唤昵称“徐常在”、“董答应”,因为“常在”医院，有呼叫了得随时“答应”。另一种痛苦是，永无天日。麻醉科医护们上班后都呆在手术室或ICU,全天穿着无菌衣，与世隔绝，连晒晒阳光都变得奢侈。

　　主委俞卫锋自言接受采访是有一番心理斗争的。“我很矛盾，担心说了大实话，更加没有人来了。”他的一些得意门生，有的读完了学位，没有继续从事麻醉。俞卫锋是上海市医学会麻醉专业委员会主委，也担任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现任会长、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这些年一直在为改变麻醉医生的生存现状奔走呼号。去年3月，在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的支持下，麻醉界颇具影响力的网站“新青年麻醉论坛”发起了一次中国麻醉科医生职业现状大型网络调查——共有12788位全国麻醉科医生在线填写问卷，人数约占到全国麻醉医生总数的15%。

　　“每一条都触目惊心！”俞看到结果后说，“特别是工作时长。原来知道工作超负荷，但没想到会到这个程度。47.78%的麻醉医生，不含值班时间，平均每日工作超过10小时……说实话，我们高年资的医生，一般每天工作9个小时左右可以走了，还有多少年轻医生甚至每天工作14到15个小时……”

　　有极端一些的，如果再算上值班时间，就会有连续工作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情况。

　　“人员极度短缺，加大麻醉医生工作负荷，也让麻醉专业的学术发展受限。如果总是累到回到家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何谈思考？”俞卫锋说。

麻醉科困局由来已久，未来只会更缺

　　俞卫锋细细回忆，麻醉科困局由来已久，近10年日趋凸显。首要原因是业务量激增。数字说明问题。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每月手术工作量统计表上，各科室的手术床位使用率基本都在100%以上，部分科室甚至达到300%以上。而任何一台手术，都需要麻醉科保驾护航。这意味着麻醉科医生的超负荷运转。

　　从1979年起我国对麻醉医生数量有过要求：普通医院需配备麻醉医生1.5名/手术台，大医院需配2名/手术台，承担科教研任务的高校附属医院需配2.5名/手术台。但如今，全国医院平均配备麻醉医生数量仅为0.7名/手术台。而未来的趋势显示，麻醉人员只会更缺。据WHO统计报告，每年有2.34亿人接受手术治疗，相当于每25人中就有1人需要接受手术。据介绍，目前我国年手术量是4500万次，约占世界1/10。但我国人口占世界1/5,未来手术量还可能翻番。

　　同时，麻醉科自身的业务范围也在扩大——从单一临床麻醉、固守在手术室内，逐渐扩展到了手术室外。比如门诊无痛内镜检查与治疗、无痛人工流产及妇产科特殊治疗、门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手术、急慢性疼痛诊断与治疗、疼痛门诊等，麻醉学科的应用范围已经渗透至临床工作各个科室。

听到“麻醉师”三个字，心里非常不舒服

　　而导致人手缺少的另一原因，俞卫锋认为，是麻醉科的“低人一等”。一次会议上，一位外科医生向俞卫锋提问：“您希望我们外科医生怎么看待你们麻醉科医生？”俞卫锋答：“起码相互尊重。不要叫我们麻醉师，而是麻醉医师。”而现实中，无论医疗圈内外，无意中的一声“麻醉师”也会让麻醉医生心里“不舒服”。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上世纪80年代，麻醉正式发展为独立学科。但是人才奇缺。有一大批护士和临床医师转干了麻醉。同时，不少中专、卫校也开设了麻醉专业。那个年代，基本没有心电监护，“干麻醉很多时候就是打一针就完事”。没有医师注册制度，也缺乏标准，大家进入麻醉科，都是“干麻醉的”,于是被简单俗称为“麻醉师”。其中麻醉医生最感郁闷——地位被明显拉低。“我们这个行业都已经低调到要把自己放到尘埃里去了。”梁艳激动地说。

　　国家有关部门早在1989年12号文件中就已明确规定麻醉科是一个临床科室，但即使现在，部分医院的招聘上，麻醉科依然和心电图室、B超室、检验科等辅助科室放在一起。

　　梁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公是骨科医生，有时一起做饭，父亲看见女婿切菜，会赶忙跑来：“侬不好切菜的，万一伤了手，手术做不了了！”梁艳在一边嗔怪：“我也是医生啊，我就好切？”回答是：“你搞麻醉的，又比不上医生的咯……”梁艳回忆当初为何选择做麻醉，是因为在ICU实习，看着憋得脸青的孩子，由麻醉医生插管，插一个，活一个，那时她就意识到，“麻醉医生是可以救命的，特佩服”。

　　但大多数人选择麻醉是“迫不得已”。连俞卫锋自己都坦言，当年怀揣“外科梦”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想着法子要逃离麻醉领域。直到1995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功实施首例肝移植手术，病人是名9岁的儿童。手术对主刀的技巧、麻醉的管理提出巨大挑战。所幸一切成功，病人存活至今。这个病例给了俞卫锋巨大鼓舞——“我头一遭体会到，虽不用刀，麻醉同样能体现非凡的医学价值”。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

　　俞卫锋在交大有麻醉学选修课，50多位学生报名。刚进入医学院的本科生们最常见的疑惑就是：“麻醉么，不就是打一针让病人睡觉，睡完了觉就好了啰。”俞于是会花不少时间来给学生们讲麻醉的价值。

　　他先从患者体验讲起。两个患者做同一种手术，回到病房的感受也可能两样的——一个可能觉得美美地睡了一觉，另一个却像跑了一场马拉松。因为可能一个人血压一直很平稳，而另一个则波动很大。生命指征控制平稳，不仅让患者感受舒适，也对手术及后续康复有影响。1997年，不到40岁的俞卫锋遇过一个棘手病例。病人要做肝脏手术，体形过胖又伴有很多内科疾病。俞卫锋上了台，半小时内就成功放置了动静脉、硬膜外和气管4根导管，整个术中血压波动不超过10毫米汞柱。这让俞卫锋“一举成名”。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俞卫锋说，麻醉是外科医生中的全科医生。如果把整个手术过程比作在航母上开飞机，手术室就是航母平台，外科医师好比飞行员，而麻醉医师就好像在这一平台上工作的地勤，要保证飞机顺利起飞，又要确保安全着陆，同时在整个行程中还必须平稳。

　　手术前，麻醉医生的术前访视，需要事无巨细地了解病人的健康指标。比如是否戴着假牙，有几颗牙松动，否则术中有可能牙齿脱落；又比如是否按医嘱“禁食”,因为全身麻醉后，人的意识和咳嗽反射会暂时消失，胃中食物容易返流，可能造成感染、甚至引起窒息。

　　术中，麻醉医生对病人的生命体征监控责任重大。原则上，麻醉医生打完麻药后在术中不能离开手术室半步，一旦发生紧急状况，麻醉医生要具备极强的快速疾病诊治能力，并实施抢救，必要时要求中止手术。

　　“清脆有节奏的‘滴、滴、滴’说明一切正常，如果是低沉的‘笃、笃、笃',我汗毛都要竖起来的。”梁艳说，自己做麻醉要时时精神紧绷，“不是有一句话，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比如对于一位75岁的老人来说，即使只是非常简单的小手术，要让病人非常顺利麻醉，又非常自然醒来，难度着实不小。”

　　麻醉圈内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在全美高薪职业排行榜上，麻醉医生总在前几名。美国为此举办了一场电视辩论，讨论麻醉医生是否值得拿这么多钱。出席辩论的一位麻醉科医生说了一句名言：“其实我打这一针是免费的……”全场安静下来。他说：“我打这一针是免费的，我拿的薪水，不过是打完针后看着病人，不要让他（她）因为麻醉或手术出血而死去，并保证他们在手术结束后能安全醒过来。如果你们认为我钱拿多了，也没问题，我打完针走就是了。”观众们这才理解了麻醉医生的价值，看来这种高薪也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不走美国的路，不走老路，走中国的麻醉科发展之路

　　困局怎么解？麻醉界起码经历过5次大争执——目前我国有麻醉医师与麻醉护士，麻醉护士可在麻醉医生指导下，协助麻醉工作，但不被允许独立进行麻醉操作。有人提出，可以适当增加“麻醉护士”岗位，缓解用人之缺。但反对者不少。上世纪90年代为了规范麻醉科，不少医院已经取消任用“护士麻醉师”,且当时为安置这些护士颇费了一番周折，现在，难道要重蹈覆辙？

　　俞卫锋的态度是：“不走美国的路，不走老路，要走现代化的中国麻醉护士发展之路。”

　　美国麻醉的发展之路在其国内也存在争议。美国有注册麻醉医生和注册麻醉护士。麻醉医生和其他科医生一样，首先在医学院接受7年的教育，经过3年实习住院医师培训，通过考试取得“医师执照”后，如果决定从事麻醉专科，还需要再继续接受3年的专科培训，经过考核拿到“麻醉学专科医生执照”。相应的，报酬也高。美国麻醉科医师年薪平均差不多30万美元左右。而注册麻醉护士仅需完成护理学学士、通过麻醉护理协会认可的研究生院毕业考核、获得硕士学位和注册护士执照、在急诊从事护理工作1年、达到实践技能要求和美国麻醉委员会的要求，就可以从业。获得麻醉护士协会的证书后可以拿到10万~15万美元。

　　护士们的职权越来越大，令医生们感到不安——护士是执行医嘱的，不可以独立操作，即使如今监测设备越来越先进，但一旦出现紧急状态、并发症等，护士是不具备抢救的资质的。而欧洲只有注册麻醉医生。欧洲的麻醉同仁经常自豪表示，他们选拔麻醉科医师，就像选拔飞行员一样。对于医学生能否成为麻醉医师有严格的评估标准，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理评估体系、抽查体系、评价体系等。

　　俞卫锋认为，目前，上海的现状是“麻醉护士少、麻醉医师多”。麻醉医师共有1675名，面对上海2400万常住人口，刚刚超过万分之0.5,远低于欧美每万人至少2.4个麻醉科医师的标准。而增加聘用麻醉护士可以适当缓解难题。但必须明确红线——护士不能进行麻醉操作，不能下医嘱，不能脱离医生的监管。

　　他认为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麻醉科的做法值得借鉴。九院麻醉科主任姜虹介绍，最早九院就没有“赶走”护士，而是限定护士的职责范围。事实上，一个完整的麻醉科，其护理单位是重要一环。九院麻醉科包含麻醉前门诊的护士——协助医师进行诊疗、术前评估、谈话、告知、签字等一系列工作；麻醉科的麻醉护士——协助麻醉科医师进行麻醉；手术护士——为手术科室医师服务的护士；苏醒室护士——在麻醉科医师指导下负责患者苏醒期的管理和照料；以及ICU护士——负责麻醉科管理的重症监护患者的护理工作，统称为麻醉科护士。

　　麻醉协会的另一番努力则是加大对医学生麻醉方面的教学。

　　现在，医学生的外科总论里，麻醉只占到6个学时。中医是120个学时。俞卫锋等人已经编写好一套适合于临床本科生的麻醉教材，正在高教研究会研究讨论。他们希望专门设一门麻醉学，争取达到100个课时，目的是要让医学生从最开始就有对麻醉科的初步认识，也要树立起麻醉应有的地位——麻醉科与其他临床科室是平起平坐的，甚至某些标准要高于一般的外科医生。

　　去年11月，分发给800多位与会者的那份草案中，试图明确麻醉科医师应有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若临床需要，经协商后可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需要，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供不应求不得超过36小时；每次连续工作时间不超过12小时，每个班次之间至少间隔8小时，每周至少有一次24小时连续休息的时间；日间（或夜间）连续高强度工作不应超过4小时（或2小时），超时应强制替换休息20分钟。”俞卫锋当时说：“这些都是为了让悲剧不再上演，让伤痛不再走近。”

　　但3个月零3天后，悲剧令他再度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