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分子和蛋白能够迅速标记丙肝患者肝移植后出现的肝损伤。拉斯马森团队面临没有可以准确地监测肝脏移植患者单一的临床变量或合并的临床变量这一挑战。拉斯马森说:“在丙肝病毒影响疾病过程的初级阶段就会有证据显示移植的肝脏正在感染”。
文献标题:Impact of hepatitis B virus (HBV) preS/S genomic variability on HBV surface antigen and HBV DNA serum levels.
文献来源:Hepatology 2012 Aug;56(2):434-43
研究发现分子和蛋白能够迅速标记丙肝患者肝移植后出现的肝损伤。这个标记出现在肝移植后不久,而还没有表现出肝损伤的临床证据之前。
针对丙肝病毒的敏感性,早期监测出诱导性肝损伤有利于肝移植后进行个性化监测和治疗的选择。同时,由于这个来自于潜在病理的标记来自于一个基础的层面,他们可能揭示为什么丙肝临床的易变性,从而建议有利于保护病人自己的肝脏的新疗法。
分子和蛋白标记是在独立的研究中发现的,其中一个是被安吉拉士.安琪.拉斯姆森博士发现,另一是被黛博拉.戴蒙得博士发现。她们都是在迈克尔 卡茨,教授位于华盛顿大学的微生物实验室工作。卡茨实验室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了许多病毒病原体,包括丙型肝炎、艾滋病毒、流感、非典和埃博拉病毒。
拉斯马森认为,慢性丙肝感染导致的肝功能衰竭是导致全球肝器官移植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丙肝病毒存在于病人的血液中,新移植的器官很快会被感染。病毒破坏移植的器官有时候比较缓慢,需要几年或几十年。
然而,拉斯马森认为在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例中,革质和纤维组织会在移植一到两年后出现在移植的肝脏中。这叫做肝硬化,保持肝脏清除体内的毒素和可能导致肝脏移植失败。
内科医生无法从他们的病人中整理出哪些人更倾向于发生这种并发症。他们一直在等待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的预后标志,以便于能对病人进行个体化治疗。
拉斯马森认为,目前肝病的病人经常有侵入性定位穿刺检查他们移植的肝脏。强大的抗病毒药物可用来抵消丙型肝炎肝损伤,但这些并不总是有效的,通常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外科医生一直期盼着一个测试可以检测出一个病人能够以更少的治疗恢复的更好。这些知识可能使病人脱离不必要的重复活检和得到最有效的抗病毒疗法,从而避免严重的不适,类似流感、慢性疲劳、抑郁和贫血。
她认为,关于蛋白和分子标记肝炎诱导的损伤这一发现是重要的第一步,但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法。在设计一个真正的人体试验之前,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这个标记在临床决策中的有效性。
这两个由拉斯马森和戴蒙得领导的研究团队采取不同的、高度复杂的方法发现了预后标记。戴蒙得团队采取在肝移植6个月和一年后进行肝活检的球蛋白分析。这些病人显示出调节蛋白的浓缩、各种免疫、肝保护、纤维化生成过程。
这个特殊的蛋白丰度和蛋白活性在重度肝损伤病人中出现。戴蒙得和他的团队发现,如果他们能够用于预测早发性肝纤维化那么这一发现在预后中将会证明是有用的。
拉斯马森团队面临没有可以准确地监测肝脏移植患者单一的临床变量或合并的临床变量这一挑战。他们决定从肝移植的57名丙肝患者的111例肝脏活检样本的细胞中监测所有的RNA分子。这样的一组分子称作为转录组,DNA遗传密码应对病毒感染时的一组转录表达。她的团队应用尖端数学建模系统来挑选基因表达模式。
拉斯马森说:“当肝移植病人产生严重的纤维化时,我们能够识别出基因表达的分子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团队还发现,这些基因表达的改变发生在有证据表明在肝组织疾病进展之前。
拉斯马森说:“在丙肝病毒影响疾病过程的初级阶段就会有证据显示移植的肝脏正在感染”。她的团队发现了一个先兆状态—可以预测我们面临的问题---对于不同的、严重的临床结果来说是常见的。她的团队继续研究了可能的细胞网络,这个网络是从最初阶段到严重的肝病的基础。
她们希望这一发现可以开辟一条新途径,从延缓疾病到延长肝移植患者的生存时间。拉斯马森团队和戴蒙得团队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肝移植后的复发根源。这一方法阐述了丙肝病毒感染的病原体和它们感染的有机体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在基因、蛋白和分子的改变这一层面上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结果是系统生物研究的开始,他们揭示了疾病相关的分子标记的结果,不仅仅是丙肝感染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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