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4月19日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天元大酒店

　　讲述者：美国梅奥医院肾内科　钱琪

　　记录者：本报记者 杜卉

　　我不想再这样　——她总是说：“我真的很累、很难受，我想走，我不想再这样下去。”

　　她是一位年轻的白人女性，一位很有前途的律师，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和恩爱的丈夫，但同时也拥有一颗罹患了罕见疾病的心脏。

　　现在医疗的重大进步之一是可以用各种人工脏器代替已经失去功能的人体器官，比如人工心、人工肾等。她就在我们医院接受了人工心替代治疗，手术很顺利，她的生命已成功地被延长了3个月。但不幸的是，在第4个月时，她的人工心并发了感染。这个致命的打击，使得这个已经飘摇的生命变得更加脆弱，她开始出现多器官衰竭的征兆，除了人工心外，她又开始接受人工肾替代治疗，以排除她体内无法通过尿液排除的各种毒素。

　　每次去替她做人工肾治疗时，我总会问她：“你今天还好吗？”可她多数时候总是说：“我真的很累、很难受，我想走，我不想再这样下去。”可是，她的儿子和丈夫却不想放她走，她丈夫跟医生们说：“请救救她，让她活下去。”她的主治医生，也就是给她做人工心的医生也不想放她走，因为做了手术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那就意味着失败，外科医生又怎么能轻易接受手术的失败？

　　于是，在家人和主治医生的坚持中，她痛苦地熬过一天天各种各样积极的治疗。终于有一天，跟随我治疗病人的一个年轻医生再也无法“忍受”加诸在她身上的各种“折磨”，给我们医院医疗伦理中心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帮帮她。

　　医疗伦理中心工作人员跟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对话，并邀请精神科医生对她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她的精神状态正常，完全有能力对自己行使医疗决断权利。

　　而后，应她的要求，医疗伦理中心工作人员将她的家人和负责照护的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转告了病人的意愿，即病人非常清楚自己的状况（病情很严重），她已无力承担现在以及过去1周中所接受的各种治疗，因此考虑停止现行的治疗。她希望不进行心脏复苏/不使用气管插管（DNR/DNI），停止使用左室辅助装置（LVAD），并逐渐减少药物治疗。她同意接受可以改善生命质量的营养补充和通气支持治疗，但通气支持也仅限于7天之内的试验性治疗，若无好转，请停止人工通气。

　　在逐渐停止各种人工救助的治疗过程中，她的生命也在逐渐地衰弱下去，并在不久后去世。但她走得很平静，没有特别的痛苦。

　　对于她的丈夫和儿子而言，放弃亲人的生命是一个艰难决定，何况是一个还有着清醒意识的亲人。但她是幸运的，因为不是人人都可以像她一样可以决定自己的生与死。

　　请尽一切努力　——他恭顺的妻子总是说：“请尽一切努力，不必考虑费用问题。”

　　他是一个80多岁的韩国男性病人，因为心梗住进了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而且一住就是将近一年，每天的医疗费用超过15000美元，总计高达数百万美元，这在美国医疗史上实属罕见。

　　他也接受了人工心治疗，但高龄、心梗病史等糟糕的基础状况，使得人工心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的肺脏、肝脏、肾脏等各个器官也逐渐开始衰竭，于是，他的全身开始插满各种管子。

　　他躺在病床上，只选择性地对陪护他的妻子和他的韩裔主治医生的韩语询问有反应。大约他生前极有钱也是个极强势的人，他恭顺的妻子每次通过翻译跟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谈话时总是说：“请尽一切努力，不必考虑费用问题。”而他的几个儿子们总是对母亲的决定表示支持。不但他的家人们会这样要求医生，那位韩裔医生也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先生他有80%的希望走着离开医院。”

　　可逐渐地，除了这位医生外，其他的医生们并不持乐观态度。肺科医生说，他的肺功能不能恢复正常了，必须依靠呼吸机。感染科医生说，他的人工心里已经感染了真菌，但他的状况不适宜手术置换新的人工心。肝脏科医生说，他的肝脏功能不可能恢复了。我说，他的肾脏功能已经衰竭而且没有再恢复正常的可能，他的余生是没有办法脱离人工肾的治疗了。可是，有人说：肾脏坏掉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靠透析（人工肾）活了十几、二十年，作为医生的我们，即便是病人只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尽100%的努力。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他的家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那位韩裔医生的意见。

　　梅奥的医疗水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每次去给他做人工肾治疗时，我总是看到他皱着眉头、闭着眼睛。在一天天的治疗中，他从一个壮硕的男人逐渐变成了皮包骨，于是，他又开始接受物理治疗。

　　韩国，大约跟中国一样，都是极注重孝道的国家。对于生病的父母，如果不表态求医生不惜一切努力进行治疗，恐怕就要遭到不孝的骂名。看到这张黄皮肤的东方面孔，我总是禁不住想起自己的老父亲。我禁不住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的父亲，我会让他遭受这样的折磨吗？

　　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280多天后，许是他的妻子也失去了等他恢复的信心，终于有一天，她告诉我们她的决定，带他回到他们家所在地——芝加哥的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舒了口气，一架备有各种生命支持装备的直升机将他带离了梅奥医院，飞回了他的家。

　　几周后，我们收到他的家人寄来的感谢卡，说他已在回到当地医院后不久离世。他们感谢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对他的救治。看着感谢卡，我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

　　就让他走吧　——他的孩子们说：“妈，爸的时间到了，就让他走吧。”

　　他是我一位同事的继父，80多岁的白人男性，有严重动脉粥样硬化。他与第二任妻子（我同事的母亲）分别有5位和4位儿女，其中4位是律师，5位是医生。在他与第二任妻子结婚前，两家是20多年的好友。

　　因为低血压、意识不清，他住进了我们医院。外科医生认为，他若接受手术治疗风险过大，甚至可能无法挺过手术。但他家人却想试试看。

　　术后，他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午夜，我接到急诊请求，开始对他进行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治疗。第二天早上，我的那位同事向我询问他继父的情况。我说，患者发生了急性肾损伤，按说是有机会恢复正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期间他的血流动力学能不能维持正常，若可以的话，我们还有希望。

　　在给出我的首次治疗意见后，我轮班离开了病房。2周后回来时，患者仍意识不清，还发生了医院获得性肺炎和肝衰竭，并且还在接受CVVH。于是，我们停止了CVVH，开始每日透析治疗。因为肺炎，还给他进行了气管插管。

　　术后大约1个月的一天早上，我查房时，看到他所有的孩子们都从不同城市来到了梅奥医院，并且穿戴极整齐地围绕在他的床旁。

　　他们向我询问他的状况到底怎样？我说，他的血压过低、心脏衰弱、还并发感染，整体情况很差，无法接受人工心的治疗。他的孩子们又问，那今天又有什么治疗计划呢？我说，我们会继续给予透析治疗以清除他体内的代谢废物，但每次透析的时候，他的血压会下降得过低，还必须给予升压治疗，透析过程比较困难。他的孩子们说，好吧，我们希望今天可以试着跟他聊聊天。

　　中午的时候，我接到护士的呼叫，说他的家人们不想再继续透析治疗。就在当天，他走了。

　　后来，我听说在是否继续治疗的问题上，他妻子与孩子们开始并没有达成一致。他妻子希望能尝试一切手段救救看。但他的孩子们说：“妈，爸的时间到了，就让他走吧。”

　　我给我的那位同事写了封邮件，对其亲人的离世表示遗憾。很快，我收到同事的回信，说非常感谢我对他继父的精心治疗。同事说，他已到了离开的时候，而且走的很平和与安详，没有什么可抱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