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已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与“器官”相关的提案。

        这次，他提议，把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范围。

        这名原卫生部副部长、现全国政协常委，还有另外一个专业身份：器官移植医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便是一名闻名遐迩的肝移植专家。

        从在病人身上开刀动手术，到在中国器官移植体系上“开刀”，黄洁夫所关心的虽仍在器官，他所做之事所影响的，已然超越一个个具体的器官和病人。他成为新器官捐献移植秩序和体系改革的领军者。

        他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上花费的心血，让他在过去的2015年里，收获了两个“诺贝尔奖”——顾氏和平奖、吴阶平医学奖。这两个奖，一个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和平奖，一个被誉为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

        收到顾氏和平奖获奖电话和文件时，黄洁夫心中有些忐忑，毕竟这一国际奖项不仅敏感，而且从未有中国医生获此殊荣。

        顾氏和平奖类似于西方的诺贝尔奖，由菲律宾著名政治活动家赫梅尼亚诺·哈威尔·顾氏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每年都会颁奖表扬对世界和平有卓越贡献的人士或组织。获奖人有总统，有举世闻名的政治人物，而医生，一共只有三个：一个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急诊医学专家，一个是日本心脏外科专家，还有一个便是黄洁夫。

        黄洁夫一直向笔者强调，虽然是他获奖，但实际上这个奖项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器官移植界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我们的器官移植事业一定是扎根在人民群众，器官捐献移植是跟人民群众连在一起的，享受服务也好，捐献也好，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黄洁夫说，“我觉得不是我个人的，而是集体的荣誉。”

        吴阶平奖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授予黄洁夫。虽然很早便有一些人劝黄洁夫去申报吴阶平奖，但他执意不以器官事业参与者的身份去评奖。他没想到，最终，在评委会几名资深专家的商讨下，还是决定将2015年的吴阶平奖授予黄洁夫。在电话里，他们这么解释：“这是国家的进步，表彰的是整个事业。”

        黄洁夫只好接受。不过，他将吴阶平奖的奖金全部捐给自己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奖励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种子基金。“协调员是我们器官捐献工作中间最辛苦最有贡献的一群人。”黄洁夫说，这是一个给“生命使者”的奖。

        在黄洁夫看来，获奖并不意味着事业已至顶峰，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的器官捐献和移植正向一个新生儿一样，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仍有漫长的波折之路要走。

        2015年被誉为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事实证明了黄洁夫当初的预言：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去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共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2014年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完成了2713例。

        停用死囚器官，这只是上下求索的第一步。而为了走出这一步，黄洁夫努力了十年。

        2005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在菲律宾马尼拉主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黄洁夫首次公开向国际社会坦承了中国使用死刑犯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并表明中国政府要加强移植监管的立场。

        之后十年，各种利益的博弈、变革与否的纠缠，时刻在进行。在黄洁夫看来，很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各种波诡云谲的细节，而只看到了去年一年，似乎突然之间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就以一个阳光的形象出现。

        “这是一个误解，这一年不可能发生这么多。这个器官捐献移植职业的整个酝酿和改革应该说是20年之功，最少是10年之功。”黄洁夫说。

        就算黄洁夫觉得万事俱备，于2014年底正式宣布，2015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时，仍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也有一些好心人，问我说会不会停掉死囚以后，中国器官移植就走下坡路了?甚至有一些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寒冬时间到了。我就告诉他们，是春天到了”。

        事实证明了黄洁夫的判断。这个新生儿在过去的一年中健康成长。

        今年两会期间，器官捐献移植仍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与去年相比，大家谈论的基调已经悄然变化。去年，更多人是在讨论对停用死囚器官之后，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能否顺利如愿发展起来，担忧、犹疑仍存;而今年，更多代表委员谈论的方向是，如何让器官捐献移植走向更好的未来。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2015年，您会说什么?”

        “天下为公。”略微思量后，黄洁夫抬起手，指着他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四个大字解释道：“整个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归结起来其实也就是四个关键点——social interdependent(社会相互依存);信任;惩恶扬善;天下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