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强调，“在当前我国推进公民捐献的过程中，不能让过去的死囚器官来源与此共存，应该坚决摒弃。否则人民群众就不信任这个捐献体系”

　　资料图：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技术应用管理委员会（OTC）主任黄洁夫。

　　10年间，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从以死囚器官作为惟一器官来源，到以公民捐献作为唯一合法的供体来源；这一涉及医疗、伦理和司法领域的重大改革历程，黄洁夫功不可没。为此，2015年11月23日，黄洁夫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获颁颇获国际肯定的顾氏国际和平奖(The Gusi Peace Prize)。

　　今年69岁的黄洁夫，是中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曾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和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医院协会会长。

　　在医学界，黄洁夫被视为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象征。在这场改革中，他的身影贯穿始终。

　　2005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首次代表中国向世界许诺，中国要逐步立法，改变由死囚器官作为惟一器官来源的情况。约10年后，到2014年底，黄洁夫在昆明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公民捐献已成为中国器官移植唯一合法的供体来源。

　　国内外医学界多认为，黄洁夫此次获得顾氏和平奖，是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终获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

　　但与此同时，国际上对于中国是否真正做到了停用死囚器官，仍有质疑。有论者怀疑，中国只是把囚犯归类为公民，纳入了器官移植系统中。

　　对此，黄洁夫表示，“绝无可能”。他强调，“ COTRS系统（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内没有一个器官是死囚的”。

　　黄洁夫认为，从人权的角度，死囚如果愿意捐赠器官，医生不能否定他的权利。但在现实中，由于死囚在监狱里失去了自由，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很难保证死囚是自愿捐献。

　　因此，“在当前我国推进公民捐献的过程中，不能让过去的死囚器官来源与此共存，应该坚决摒弃。否则人民群众就不信任这个捐献体系。”

　　他说，“公正的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程序不透明，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无从谈起。死刑犯器官来源，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保证囚犯是自愿地捐献，是其临终忏悔和赎罪行为”。

　　如果还做不到这一点，就放开合法使用死囚器官的口子，恐引发后续的一系列问题：一，很难避免腐败，因为法院和医院会存在利益关系；二，医生应该敬畏生命，不适合参与这个事；三，公民心理上无法承受，亲人的器官和死囚的器官混在一起是不阳光的。

　　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是否还存在死囚器官交易？黄洁夫表示，他不能保证这一情况已完全消失，“没有哪个国家十全十美，法律禁止的事情总有人铤而走险”。但黄洁夫强调，法律是最终的防线，“目前涉及器官买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2007年3月21日，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其中规定，人类器官移植必须尊重自愿自由的捐赠原则，未获取死者同意或违背死者意愿操作即属犯法。201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中国的死刑罪名由原来的68个减至55个，但增加了一条刑事罪名：器官买卖罪。2013年8月，国家卫计委颁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严格禁止移植医院与法院直接联系获取器官及使用器官，所有器官来源应可溯源。

　　“国家不允许还做，一定是腐败，一定会被抓起来，受到惩罚”，黄洁夫说。

　　面对各界有声称“取消死囚器官，中国必将器官供应不足”、“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缺乏器官捐献社会土壤”等观点，黄洁夫则以数据反证，仅2015年，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者就突破了2500例，其中已捐献的大器官就有8000个。加上今年约占三分之一的亲体捐献，中国器官移植的数据已达到历史新高。目前，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亚洲国家首位，每百万人口的年捐献率（PMP）达到2左右。

　　“这个成绩在我意料之中。”黄洁夫认为，切断死囚器官来源，不仅不会出现大的缺口，还会推动更多国人捐献器官。

　　然而，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体系还是一个新生儿，成长的过程艰难而脆弱。黄洁夫指出，“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才刚刚起步，中国器官获取组织（OPO）联盟还需成长，协调员队伍急需培养与壮大，COTRS(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强制使用还有阻力，卫生行政部门与红十字会的团结合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等等”，接下来每一步的发展，都仍面临大量挑战。

　　“一个人、一个事业都不是完美的，一旦发现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改善自己”。 “外部的声音总是比内部的更响亮”， 黄洁夫说。